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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无巧合的是，这部全国电大教材的出版恰逢世纪之交。而更巧的是，另外两部全国性的传播学教材也在此时先后面世，这就是教育部“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系列中的《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系列中的《传播学概论》（吴文虎主编）。此时此刻，回顾传播学在我国的风雨历程，就有了别样的历史意味和蕴涵。

　　迄今为止，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辛勤耕耘，每一代都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尽了自己的心力，在寻寻觅觅的探求之中，留下许多颇堪回味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成果。

　　第一代的开山人物，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资深教授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教授为代表。曾做过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张隆栋先生，早在50年代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系刊《国际新闻界》时就开始追踪方兴未艾的传播学研究。当然，那时的零星摸索只是星星之火，而且不久也就熄灭了。80年代初，他又在复刊后的《国际新闻界》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详尽介绍和评析传播学的长文。这组文章内容广博，材料详实，脉络清晰，新人耳目，可谓第一代研究者给人印象最深的力作。与此同时，郑北渭先生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接连撰文，评述传播学，俨然与张隆栋先生形成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此外，曾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苑子熙教授、曾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的李启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的张黎研究员和陈崇山研究员等，均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代传播学研究者，为我国传播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首屈一指的贡献。如李启教授参与翻译的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今天看来虽然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但作为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权威译著，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其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第一代传播学人开天辟地种种努力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数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组织发起（由此形成了以后历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均由该所主办的传统），会期三天，（注1）参加会议的代表30余人，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新华社和《新闻战线》杂志社等新闻教学、研究和实践部门。此外，中宣部新闻局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一大成果，就是明确了我们对传播学的基本态度，即后来广为流传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注2）同时，会上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性、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注3）

可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此后，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开始全面展开，与此同时第二代传播学者也就脱颖而出。

　　第二代多属第一代的学生，其中佼佼者有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范东升、曾执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陈韵昭（后来定居香港）和居延安（后来赴美留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的徐耀魁和现任该所传播研究室主任的明安香、曾任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吴文虎以及兰州大学新闻系的戴元光和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的邵培仁等。

　　比起第一代的“重点进攻”，第二代的研究更像是“全面进攻”。也就是说，他们更加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不再满足于草创阶段的“零打碎敲”。他们或著书立说，或登台执教，指点江山，议论风生，显示了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研究锐气。在这场向传播学领域发起的全面进攻中，有一些漂亮的战果至今令人难忘。比如，首先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已改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这部1983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图书，其中的10篇文章和3篇附录在传播学刚刚引入中国之际，对人们全面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东南西北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再如，几乎与此同时，陈韵昭先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开了一门传播学的选修课，引起学界的广泛兴趣和普遍反响，她的讲稿深入浅出，活泼有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系刊《新闻大学》上连载后深得人们喜爱。另外，由她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部为不少美国大学所采用的教材，内容通俗，讲解清楚，其作者之一坦卡德就是施拉姆培养的博士。这部较之《传播学概论》更加浅显实用的译著，出版后也是广受好评，对普及传播学知识，推动传播学研究都发生了显著的功效。最近，我国的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郭镇之又组织翻译了该书的第4版，名为《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除了纯粹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之外，第二代里一些受传播学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样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里，我们只提三部各有千秋的著作。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以精深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思想做了详尽而透辟的阐述，为我们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把握传播及传播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二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龚文庠教授的《说服学》（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从说服的角度探讨了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观点新颖，资料翔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著。三是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孙旭培研究员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部书用传播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进行审视和梳理，提炼了一系列植根于本土文化的传播规律，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成功尝试。

　　如果说第一代的里程碑是1982年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那么第二代的类似标志就是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传播学会议，不仅代表广泛，人数众多，而且议题丰富，讨论热烈，从中折射出当时传播学研究如火如荼遍地开花的盛况。这次会议有两点突出的地方：其一是围绕吴文虎教授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框架体系而展开的深入探讨，由此显示了大家对系统理论的共同追求；其二是开始关注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当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的王志兴（后来赴英留学），在会上提交了一篇关于批判学派的论文，引起大家的浓厚兴趣。

　　当然，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全面推进了我国传播学研究。这次会议之后，传播学才在全国真正形成燎原之势。其主要表现一是各大学纷纷开设传播学的课程，一是一批高水平的传播学译著接连问世。像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祝建华（后赴美留学获传播学博士学位）等翻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博士颜建军等翻译的《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复旦大学新闻系博士张国良翻译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黄煜（后来赴英留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等翻译的批判学派的《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等，就属其中著译俱佳的上乘之作，至今仍为人们研习传播学时所必备。

　　众所周知，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对学术界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波涌浪翻的激荡，传播学的研究同样如此。尘埃落定之后，学界开始进行冷静的反思和积极的调整，整个学风由此发生了显而易见的转变：喧闹浮躁让位于冷静沉潜，思想启蒙让位于学术建设。如果说80年代的学风是“热风吹雨洒江天”，那么90年代的学风则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就在这意义重大而悄然发生的转变过程中，传播学的第三代学人逐渐崭露头角。第三代与第二代的差异主要不在于年龄，真正隔开这两代的分水岭是知识结构与研究姿态。第三代基本都是“文革”后进入大学的，经过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一般都获得过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的还在国外留过学或做过访问学者，比较熟悉当代国际学术界的状况和趋势，具有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为系统的知识结构。

　　尤其是，他们更倾向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姿态，在研究取向上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而不大愿意把学理同实用动不动就扯到一起。或者说，他们首先关注学术自身的价值，以及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关系，其次才考虑应用层面的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姿态固然有利于传播学学科的正规建设，进而启动我国传播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而从消极的方面看，有时也难免落入“象牙塔”之中而与生动活泼日新月异的传播实践相隔膜。无论如何，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第三代研究者已历史性地肩负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

　　如果说第一代传播学人的贡献在于线上——开启一道门缝，第二代传播学人的成就在于面上——使传播学研究全面铺开，那么第三代传播学人的做为就在于点上——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举其要者，可以列出如下一些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喻国明，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舆论调查领域建树颇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在青少年与媒介的研究方面声誉卓著；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研究员郭镇之，专攻议程设置理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教授张咏华，在大众传播社会学上取得国内领先的研究成果；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黄旦，对新闻传播理论的思考绵密深沉；清华大学传播系留日博士崔保国，在信息与信息社会的研究上独树一帜；暨南大学新闻系留法博士陈卫星，以对欧洲传播学理论与研究的把握而受到关注，1998年他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上的长文《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后来被深受各界学人青睐的《新华文摘》所收录，成为该刊创办20年来刊登的第一篇传播学文章······有鉴于此，1998年，以出版新闻传播学书籍而知名的新华出版社，甚至策划了一套“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其中已经收录或将要收录的选题，有的就属于这类“点”上突破的成果。

　　除了“点”上的突破之外，第三代在一般传播理论的研究上也向纵深推进不少。如李彬的《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段京肃和罗锐的《基础传播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版）、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版）等，都各具特色，广为流传，几乎成为国内传播学基础理论方面通用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尤其是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不仅是最新的一部，而且也是内容最丰富、材料最翔实、论述最精当的一部。

　　说来偶然又必然，作为第一代贡献的标志是1982年的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作为第二代成就的象征是1986年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而作为第三代崛起的契机又是1993年的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称之为契机，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次会议与上次会议相隔了7年，当全国的传播学研究者再次汇聚一堂时，人们发现第二代多已风飘云散，硕果仅存者寥寥无几，而且大多也都处在交班的状态。二是自这次会议之后，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固定为两年一次，每召开一次新人就多出一批，等到1999年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时，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成为第三代的一统天下了。

　　如今，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之际，传播学的第四代是不是已如地火奔突，蓄势待发呢？作为深受第一代和第二代栽培和滋养的第三代，我们在感念前辈的同时，怎能不热切地期望新人的出现，期望他们把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按照历史的辩证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每个人的一生能够做成一件富于创造性的事情已属不易。虽说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大家代为不绝，但一般人的创造力毕竟有限，对常人而言，“江郎才尽”不仅不是什么反常的事情，相反倒恰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样说来，当你把上天赋予的才智才情才华才思付出怠尽时，为更年轻的一代让路就属明智之举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自然现象如此，社会生活何尝不然。所以，在这部《大众传播学》的前面写下这篇文字，既是对前人的感念，也是对自己的反思，更是对来人的瞩望。

[注释]

（1）据《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4期刊发的《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徐耀魁、黄林）一文，会期是23日~25日。但据《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年12月5日编发的内部材料《报纸动态》[82]第三十四期上的《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社科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供稿）一文，会期则是23日~26日。

（2）（3）社科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刊《报纸动态》[82]第三十四期，北京，《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年12月5日，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