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对大学的提法无疑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时髦词汇,可是隐藏在这个看来简单的概念背后的深刻内涵却无法被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大学所实现。当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交流可能的时代,大学和学者的相对封闭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被质疑的弱点。在中国,北京大学在南墙上表现出的犹疑不决恰恰成为一种大学在开放与传统之间的表情。而大洋彼岸的那所与北京大学有着紧密联系的以哥伦比亚作为名字的大学却就在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纽约市中心。
Lee C. Bollinger,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哥大成立的250周年来到中国的北京大学——这所曾经引领中国人完成思想革命的大学的几位校长和著名学者都曾经在哥大获得学位。而哥大的250年悠久并光辉的历史也在很多情况下与北京大学在中国的位置相近。两所深具人文气氛和历史底蕴的大学共同面对的似乎也正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取向问题。在古典欧洲建立起来的教会学校和精英贵族教育是否还适合今天的时代,时代又将如何演进,而大学何去何从……一系列问题是当天Bollinger先生讲演的核心,也成为所有听众聚焦的关键。
始建于1754年的哥大是美国第一批为本科生开设亚洲学课程的院校之一。一个多世纪前,哥伦比亚大学便开始开展东亚和亚洲研究。哥伦比亚大学建有亚洲外最大的东亚图书馆,拥有75万册中文、日文、韩文等图书资料以及5500种期刊。该校的威瑟海德东亚学院也为西方世界了解现代亚洲做出相当大的贡献。Bollinger先生有一个意义深邃的中文名字:白令哲。“中国是世界的未来。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要想成为国际化学校,中国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白令哲先生这样告诉中国的媒体。自从1996年6月1日正式成为哥大第12任校长以来,Bollinger先生一直努力于扩大哥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从不顾美国学生的意见而增加留学生名额到对留学生的财务补助,都体现了一种新的面对整个世界的雄心。700多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和更多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学生是哥大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Bollinger先生在他的演讲中表示这个进程还会继续进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主页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标题: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如果纽约城代表了全球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微的话,那么哥大的地理位置实际上已经得天独厚了。
具有深度学术背景的Bollinger先生有着超越个人和国家的广度时代观点。“不断变化”的时代被他划分为三个特征:经济增长、政府行动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大众传播。自由市场和商业的无孔不入已经在深刻而细微的雕刻着世界和人类文明,而全球范围大幅度的资本流动则改变了工商业发展的传统模式。而政府的角色在全球化时代显得愈发突出,无论是对经济的宏观推动还是局域军事政治力量的均衡,政府之间的对话往往具有决定性。大众传媒则是观点表达和传播的渠道,他们持续的影响着人们的观点、思维模式和生活样式。Bollinger先生一连串对世界的精妙描述也最终引出了他深深的忧郁: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并没有分配到每个人上,大学能否担当起这个重要角色则成为全球化大学的严肃使命和难解命题。
Bollinger先生认为大学处于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而转折往往带来繁荣。在1968年,Bollinger还在攻读他的法学博士的时候,美国正在发生变革。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的很多权利不能得到保证,很多学校拒绝接收黑人学生。而经历了深刻变革的美国社会,开始以更加宽容的姿态保证公民的权利。Bollinger先生举例:公民被逮捕后的保持沉默权、申请辩护律师的权力、堕胎权和言论自由都是在这个十年中产生的。美国社会对自身“本质价值观”(Fundamental Values)的重新认识和对“不公正”(Deep Injustice)的颠覆是那个年代最值得记录的历史标签。变革的时代背景促成了大学的变化。Bollinger先生回忆当时美国法学研究在宪法学上的繁荣,一批年轻敏锐的法学学者涌现,以研究言论自由著称的Bollinger教授也同样受益于那样一个进化中的年代。他这样解释这种推进效应:资历丰厚的学者往往把精力放在不断扩充知识上,而年轻人却提出问题并且以前人未有的方式来尝试解决,变动的时代自然会给后者提供最好的思考条件和素材。对应于当下的时代变革,全球化大学就不再是一个过分夸大的概念。能够抓住机遇更有效率改变世界不仅仅是披头士类的个人理想,更加是大学的历史责任。
针对于中国学生关心的哥大对留学生的政策问题,Bollinger先生做出了细致的解释。在十年内把留学生比例从目前的4%提高到10%甚至20%已经作为哥大作为全球化大学的必修课程。Bollinger先生关注细节:他了解中国学费的现状约为600美元/年,而哥大的学费则近40,000美元/年,必要的经济补助会最终保证全世界的优秀头脑汇集哥大,关注思考那些“大问题”(Great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