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与写作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坏消息即好新闻。因此，我们生活在由媒体构成的‘拟态现实’之中，这个现实里，充斥着坏消息。”我前不久写的“有好消息没有”就是这么开头的。越琢磨越想，人们对“好消息”有期待吗？多高的期待呢？写完文章以后，我用“好消息好消息”在google里查询了一下，内容不少，但大半都是“广告”消息，心里不由震了一下，是啊，当代社会，所谓消费社会，“好消息”与广告快要成为同义词了。
“拟态现实”是一个有一段历史的词语了，李普曼《舆论学》里面就用了“拟态环境”，并且开头举的事例具有很好的说服力。传播学的“涵养理论”也是基于区分“客观现实”、“拟态现实”和“主观现实”之上的，即人们是通过拟态现实去认识客观现实，并形成自己的主观现实的。媒体已经和空气一样，构成了我们的环境，生存于中的人必然要受到它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的“拟态现实”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粗浅地看来，情形很是悲哀。
“坏消息即好新闻”确实是新闻报道中一条很重要的规则，甚至也许是“成文”的规则，至少被广泛应用。《南方都市报》近期我基本没看到过，但是在他们前两三年的时间里，是花了大气力报道“坏消息”的，广州市和广东省的凶杀、抢劫等等，他们都是尽量第一时间报道，即便是《新京报》也很善用这条规则，因为对于一些犯罪事件，如果到了现场，《新京报》都会花整版甚至更多篇幅报道，几篇新闻，几张图像，还要画出犯罪线路图之类，很费气力地组织报道。“有好消息没有”那篇日志里提到的“好消息好消息”这篇小说，更是生动地描述了我们这个由坏消息组成的世界。
在我本科的时候，我是信誓旦旦地认为“坏消息即好新闻”的，我认为媒体当然是以报道不好的，揭露的这些为自己的天职——即便是现在，我也会站到这个立场上来。但是那个时候上我后来研究生导师刘建明教授的新闻理论课时，到了讨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了，一般理论课程都是围绕个体报道的真实问题来谈，而刘老师将其上升到“整体真实”：如果每条新闻都是真实的，但如果全部是坏事件的报道，那么它们构成的整体对社会的反映是不真实的。“整体真实从更高的视野俯瞰个体事实，使个体事实和整体事实相统一，这是更高价值的真实。显然，整体真实的界定，是指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报道如实反映客观世界整体趋势的真实。”在对整体真实的形式加以说明时，他提到：“整体真实的第一种形式，是用适度的报道量真实地再现具体的事实，准确反映各类事实在生活中的比重。”当时我对这些说法极度不以为然，而且事实上，如果你真的以这种理论去指导新闻实践或者媒体操作，去决定把关人的选择，那么将会十分糟糕，十分书呆子，在媒体竞争的市场上被淘汰的可能性大得多。所以，上面的陈述没有考虑这样一个前提：新闻报道是否应该承担反映世界全貌的任务？我更倾向于认为新闻报道无法承担这个人物，它的任务也许真的和“吸引人”、“坏事件”有关。
但是，我今天已经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到这个问题了。因为“新闻无学”，而刘建明的《现代新闻理论》确实组织了一个有“学问”的理论，即便它不直接指导新闻实践，但谁说“新闻理论”一定得是指导性的不能是批判性的呢？上面的陈述，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变为对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的批评，即这个“拟态环境”被媒体自身经营发展的规律左右，因此它集纳了更多的“坏消息”，它根本没法全面的反映我们的社会整体，反映客观现实，因此我们对待“拟态环境”要有正确的态度，保持距离和批判的立场等等。这就回到以前我和他讨论“民意”问题时的情况了，那就是这条理论背后的价值观决定了这条理论呈现的状况，而如果你往深里想想，显然，刘老师是可以站得非常稳当的。时日增长，我对他老人家的敬仰之情也逐日增长，只是遗憾，当时没有好好学他的新闻理论课程。
新闻报道和媒体运作有其自身的需要，其结果就是我们的拟态环境全部由“坏消息”构成。仅仅这样吗？不是，事情比这个还要悲哀……（太长了，准备分两篇，呵呵）
相关链接：“坏消息”和“好消息”组成的拟态现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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