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opku的如此玩世不恭的世界链接到“商学院的两难”这篇文章，心有戚戚。我从来没有简单地对待过教育领域的任何问题，因为我大概已经很会“辨正”地看待这些“矛盾”的事务。在这个“经济至上”的年代，成功最后简化为“收入”，经济收入成为唯一和终极的目标。教育，难道不是“人文”的吗？但是我所在的学校要想发展，就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应用型教育”，否则无法培养出具有社会竞争力的学生。在我面对的学生中，我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道德问题”，而且不少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对于他们，他们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更不用谈更多的学生无所事事，没有目标，我在想，你们“可以无知但是不要无良”啊，你们“可以不学但是别不玩”啊。
发一下牢骚。我是以有教无类的出发点开始工作的，并且我一直相信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但是这绝对不适用于大学，因为这很多是家长应该承担的工作，他们漠视和容忍自己的孩子无所事事道德低下；而且更多的责任应该由幼儿园和中小学承担，因为最基本的道德教育属于这个阶段的事情。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东西，很多优秀的科学家总结自己成功的原因，是幼儿园学到的那些东西，比如和人分享、团结友爱之类。回头另起长篇反思这半年的教学生活。先引用这些“特有共鸣”的段落：
“我一再被问道：‘你给这些学生教了什么？’言外之意是显而易见的。商学院的老师并不对学生传授职业道德，所以要对那些破坏社会信任的错误行为承担责任。”
他认为，商学院不应独自代人受过。家庭才是那些公司骗子最初形成其道德信条之地。他补充说，少儿教育机构对儿童的基本行为几乎毫无束缚。欺诈成风，老师却不愿采取任何措施。当遭到批评时，老师们却说他们的学生年幼无知。贾卡罗龙教授说，这并非是他们拒绝应对这些问题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担心费用高昂的法律诉讼，这对他们采取措施制止欺诈带来了障碍，因为在一个好打官司的社会，年幼无知的学生却有成熟的父母，可聘请律师。”
同时，贾卡罗龙教授也不认为商学院。社会各方面都必须扪心自问，它们是如何对这种不良现象推波助澜的。许多商学院试图以开设伦理课来解决这一问题。贾卡罗龙教授认为，这种做法与是用抗生素对付多种疾病的手段来结束一场瘟疫如出一辙。
他强调，所需的是对商学院教学内容作彻底修改。商学院教育的问题在于缺乏更高层次的理想。它教导学生利润是企业成功的唯一佐证，不管是靠生产治癌的药品还是引发癌症的香烟。商学院从不提“关爱、宽恕、感激与希望”，而这些都无法简单地用金钱衡量。商学院毫无为全社会做贡献的愿望，而医学院或工学院却将此视为理所应当。他说，所需要的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出类拔萃的商学教育。”
生活很多困惑的事情，我正在犹疑地看待它们。
Trackback: http://tb.donews.net/TrackBack.aspx?PostId=237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