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本书，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在卷首语中，执行主编对“历史学界面对现实中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时的缺位和失语”明显不以为然，他说，“书写历史，是不应该切断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的”。同时，他又表示，“让历史切入现实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的有让人喜欢的话题和风格”，因为“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快节奏、重效率的时代，但人们也更需要休闲和放松”。
请来历史学家们搞茶座，而且主办者是这样的取向，不能不让人感兴趣。这本书会办成什么模样，我甚至认为是一个小小的悬念。
今天读了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感觉上，有些趣味。当然，不好和主办者的思路划等号。文章谈的是历史，远远的唐宋史。
葛兆光的短文“以‘国家’的名义”，是《历史学家茶座》的开篇文章。我上网搜了一下，网上论坛已有
转贴。而且，从转贴的
一些情况看，这篇文字似乎在2003年就完稿了，不知是否曾在其他出版物上刊登过。
文章说，唐朝时候，很大方地搞“文化馈赠”，遇有来访的使者，总是赠送上一大堆书，雅俗兼具。但到了“八尺卧榻变成三尺行军床”的宋代，因了外患临头，就小心翼翼地顾及起国家的安危与尊严。像欧阳修、苏辙，一干士人、知识分子，都曾建议控制出版与传播，担心“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
知识分子很忧国，但现实的吊诡之处也显露出来了：
道理一旦越界，事情马上就变味道，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安危和尊严出的主意，反过来却授政府以柄来钳制言论。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以“国家”的名义可以堂堂皇皇，也照样可以夹带私货，特别是怀有某种不良意图的执政者越俎代庖，把这种正当行为延伸到了文化领域的时候。
想想最可悲的是，本来是士人的建议，最后钳制的是士人自己。以“国家”的名义，政府有了对思想控制的合法权力，于是，关于出版的钳制就越来越严厉。
短文中举出的一些例证包括：
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礼部有令，不仅“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而且“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评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甚至，“候印讫，送秘书省”。葛教授评论说：“这口气，这腔调，让人想起马克思所说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
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朝廷统收新闻大权，规定仅官方朝报方可报道消息，下令销毁各种小报。葛教授将其称为对政治新闻的管制。
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国子监为防止“欺世盗名”的理学家思想败坏人心，建议禁止语录的传习、出版，而读书人应以《语》、《孟》为师。葛教授指出，这是对自由思想的控制。
文章结尾的论述是：
在这种小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不仅仅文化气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渐渐换成了宋人的拘谨和专制，而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读这篇文字，最让人感叹的，是“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算是悲剧么？是主角、是配角，还是别的什么角儿？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沦丧，知识分子究竟应负担什么责任？
（2005.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