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白说真话|LaoBai's Blog

其实，对某些事情狂热也算是一件好事。起码，说明你还年轻。即便已经不年轻了，还可以说有追求。

2008年变态的狂热是爱国。这个国其实是很可疑的，是政府、是党、是民族、还是十三亿人口，反正我是说不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只好承认我不爱国。因为我连国是谁都还没整明白呢。

奥运会也算是一种变态的狂热，媒体上天天讲百年奥运，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即便从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算，也不过80多年。如果是指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虽然是有100来年，可又和我们何干。每四年一届，凭什么到北京举办就叫百年了。话说回来，1996年才是现代奥运会的百年华诞，全世界都认为应该让希腊承办，但最后还是给了更有“势力”的亚特兰大。

依此类推，你还会发现很多其他词语也透着一股奇怪的狂热，火炬不叫火炬叫圣火。我还以为波斯又来人了，找了半天，也没看见小昭。

这两天，有一股子狂热叫做苹果开店。一个卖手机卖笔记本的，开一家专卖店也有人连夜排队，为什么许的呢？有人排队买奥运门票，有人排队换奥运纪念钞，这都还有情可原。毕竟除了参与，还可以升值。当然了，和在国美苏宁以及家乐福门口排队相比，在苹果门口排队还算是一种精神追求，但在我看来，左看右看，还是感到一丝丝挥不去的变态。

也许苹果确实是好用，但这不过是一种人为体验，因为说实话，价格并不公道。就像刘德华，那也只有在杨丽娟眼里，才有牺牲父亲的魅力。

今天一竿子打翻一群人，砖头瓦块儿什么的必定少不了。所以说，如果我还剩下一种变态的狂热，大概就算是自虐了。

从中关村路边还有白杨树和明渠排水沟的时候就围着中关村转。但每次到中关村，都会发现新变化：

1、路况差、停车难

e世界等开张后，停车难似乎有所缓解。但海龙和鼎好还是重灾区。加上最近修地铁，路况环境那叫一个差。

西区内部的道路还可以，但是n多单行线，不熟悉的人恐怕是小鬼子进了村，绕不出来。

海龙路口的过街人行道永远是人潮汹涌，从拉板车的到妙龄少女，都不看红绿灯，个个视死如归。加上街对面就是n多公共汽车车站，进站的BUS七扭八怪，人粥车粥交织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

家乐福门口有一个过街天桥，但是从修好那一天起，似乎就没人走过。按理说，直线距离也就是十几米，可是大家就是不愿意爬楼梯。

2、沾客合法化

所谓沾客，最早应该是指那些抱着小孩儿卖盗版光盘的。小孩儿一般都在哺乳期，算是一个工具，被抓到公安局里警察叔叔也没办法，只能放人了事。所以，据说小孩儿作为道具是可以租借的。

现在的沾客更多了，嗓门更大了，彻底转变成为了拉客的。他们不仅拥在海龙鼎好的门口，甚至在每层电梯口、自家柜台前也有他们的身影。这些人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就是喊着“IBM笔记本”往里拉人。还有人貌似做导购，拉着你问“大哥，你买什么？”你要是的懂点基础知识，三句话就知道他其实什么都导不了。

3、商品以消费电子为主

装机器的少了，卖配件的少了。声音大的、顾客多的，主要是消费电子类商品，包括笔记本。以前的中关村是DIY的天堂，现在看上去，和国美苏宁大卖场差距不大了，但购物环境可是差的不止一点半点。

4、路边的垃圾桶被承包了

这个现象可能不止在今天的中关村有，好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由于瓶装水瓶回收有利可图，抢垃圾桶成为了一景。那天我就看到两个人为了一个瓶子打起来了。其中一个似乎对那个垃圾桶有特定的权利，但被另一个外来户捷足先登抢到了一个空瓶子。“地主”骂骂咧咧的“讲道理”，最后那个外来户气狠狠的把瓶子摔在地上，同样骂骂咧咧的扬长而去。

看到这里，想到所谓的限塑令，如果垃圾袋回收也有利可图，限塑不限塑，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声势浩大，来势汹汹。

计算机坏了，手里又多了一块硬盘。

N年下来，换了N次机器，手里也积攒了N块还能用的硬盘。以前，我习惯把旧硬盘都挂在新机器里做数据盘，但这一次不太好使了。因为这几年间，硬盘接口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IDE变成SATA。新的计算机主板有的还保留一个IDE口，有的干脆就没有了。旧的IDE设备如果还想使用，似乎只有把硬盘通过硬盘盒加工成移动硬盘。

不过，市面上貌似做工很酷散热很好的移动硬盘盒并不便宜，少的要一二百，好的要三百多。如果手里需要废物利用的硬盘多了，还真有些不划算。

在5G SNS中，p.cn的小林告诉我现在市面上USB转IDE/SATA的套装数据线。所谓套装，主要是一个电源和一个USB到IDE/SATA的数据线。

我从淘宝上买了一个，连运费50块钱搞定。




和标准的硬盘盒相比，缺点主要包括：
1、没有电源和读写指示灯；
2、没有电源开关；
3、必须裸奔。

不过，有了这套线，立即盘活了我的过期资产，3块IDE硬盘和一个DVD刻录机。这50块钱真是物有所值了。

连线用法如下：（这套是所谓的品牌套装，更贵一些，但看上去只是多了几个指示灯。）



最后，还有一个小提醒：
连接IDE设备时，设备跳线要设置成master状态。

差不多一年后，激荡三十年（下）如期而至。和激荡三十年（上）相比，讨论的声音似乎小了一点。

但就个人感觉而言，下部似乎更High一些，无论是作者的行文还是读者的阅读快感。

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说，《激荡三十年》这部企业史是有些缩水的：

1、最多29年，没有2008。2008虽然还未过半，到现在为止，2008年已经显示出历史纪念碑的潜力。

2、下部和上部相比，丰富度不够。这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时间和篇幅上的遗憾。下部从1993年开始写起，离得越近，素材越多，离得越近，视角越多，离得越近，每个人的记忆就越丰富。按照这个理论，以及近10年来传媒的发达和相对宽松，下部本可以写得更丰富、更厚、更人文。

3、上部基本上是冷静的历史，下部就可以看出吴晓波的“蠢蠢欲动”。理论上，这是一部企业史，不涉及评价和观点，但尽管吴晓波一直压抑着个人表达，但仍可以轻松看出作者在材料选取、组织乃至行文过程中隐藏的自我观点表达。

其实，结合我个人的成长，改革开放这30年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其分水岭是92年初小平南巡（如果正式的说，是几个月后召开的中共14大）。

小平南巡之前，某种意义上，经济发展和企业的发展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主要是政治或社会制度问题。无论是哪种所有制，在面临发展的迫切要求下，都没有预定战略。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石头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动，就赶紧走两步，意识形态有所反复，就赶紧立正稍息。此外，即便都是改革派，在高层的经济政策中，也有计划经济为主还是市场经济为主的两大阵营，其争论和实践的过程目前还是一个不可以随便讨论的话题。

小平南巡之后，大家彻底的放开和轻松了。无论是哪种所有制，都有了预定战略和方向。尽管有些策略路径上不得台面，但敢不敢往前走，已经是胆量和战术问题。

《激荡三十年》下部，吴晓波已忍不住了，他在多处表露出想讨论未来三十年的问题。中国人写历史，一是要盖棺论定，二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自从魏征和唐太宗说要以史为鉴，中国知识分子在后者上动的脑筋颇多。《资治通鉴》就是典型的例子，这部帝王书不仅影响了历代君主，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奉为珍宝，据说读过17遍。（到了我们这一代，文言文已经读不懂了，只好看柏杨先生的白话版。）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和《激荡三十年》一样。但中国历史上成就最高的《史记》是纪传体，当然也有“表”、“本纪”这样的编年体排列风格。所以，如果彻底的弄一本中国企业史，实际上可以给吴晓波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进一步整合编年体和纪传体。简单的说，把书首的插页（概况表）进一步细化和丰富，弄成政治、经济、企业的大事记，并且横贯中外。

至于企业和企业家，按照纪传体的风格去写。企业和企业家可以分开写，具体怎么弄，我还没想好。似乎可以采取类似本纪、世家、传的那种区隔方式吧。

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读者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和妄想，其实吴晓波已经注意到了两种风格的融合，在以纪年为主的叙事风格中，他通过附在每年后的“企业史人物”解决了细节和线索交织的问题。

按照我的完美妄想，必然会出现一个阅读线索的问题。如果是在互联网上干这件事，用技术手段就可以搞定。超链接是解决交叉检索的利器。实际上，吴晓波可能比我想的更远更多，配合这两本书，他已经弄起了一个叫做chinesebh的网站。现在表现出的各种遗憾应该还是受客观条件的约束，凭着吴晓波和坚持和用心，未来一定会有更完美的东西留给后来有志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学习者、思考者和喜欢看热闹的人，比如我。

标题起得很俗，内容也没有逻辑，说到哪里算哪里。

地震之后，传统杂志和媒体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报道，看了很多：有煽情的、有思辨的、有隔靴搔痒的、也有指桑骂槐的。看来看去，只有《中国国家地理》做的比较靠谱，科普的。

说句不着听的冷血话，震已经震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才是最重要的。国家地理有一幅图片很有说服力，列举了100年来中国和日本6.5级以上地震的死亡人数。日本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死亡14万人之后，在随后7次大于等于6.5级地震中，每次死亡人数都控制在几千人左右。反观中国，1920年海原地震死亡20万，76年唐山24万人，08年汶川7万人。客观上，中国幅员辽阔，经验和教训不能得到很好的继承，主观上，很想找骂的说一句“记吃不记打”。

减少地震造成的损失很简单，一是建筑、二是预报。

建筑

网上关于建筑质量的讨论很多，尤其是学校，估计这类话题很快就不能公开研讨了。但即便去掉建筑质量的问题，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建筑关心的都不够。城里人买的是商品房，把希望寄托在开发商上，这只能是任人宰割，无可厚非。我们默认自己的房子是安全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丈量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是否足够。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灾区以外的地方，有人找一些权威专家或专业机构对现有住房的抗震性进行鉴定，或者对明显有隐患的房屋进行加固。当然，事情要慢慢来，众所周知，76年唐山地震之后，北京对50年代建设的一些老建筑都进行了抗震加固。希望全国各地尽快把这个工作重视起来，尤其是学校、医院这样的公众空间。

农村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和城里人相比，房屋更是他们的唯一资产。很多农民抛家舍业进城打工赚的血汗钱，都换做了家乡的几间大瓦房。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考虑建筑结构的安全性，更多的是把钱花在墙面的瓷砖上。对此我无权指手画脚，只是力所能及的提醒能自己决定自己盖什么房住什么房的人，安全第一。当年建筑行业曾经流行的口号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今天看来，为了安全，除了质量，还要有些科学。

预报

最近，关于预报的争论是最好玩的。所有主流的观点都是地震是无法预报的。持能够预报的人多数被看作伪科学的鼓吹者，被放在科学的神坛上猛批。

对科学比较含糊的人不讨论地震能否预报，主要讨论地震预报的准确性，尤其是，强调误报对和谐社会的影响。有人说，误报一次的损失相当于三分之一次6级以上地震，也有人说，现阶段预报地震的后果无非是狼来了。

这都是科学问题，我不懂，但科幻也算科学吧。印象最深的有记者在绵阳看到一个孤儿在墙上的留言：我长大了要发明时间机器，回去救我妈。

还有伟人说过，科学是没有禁区的。中国国家地理没有说地震能否预报，而是介绍了国内地震研究的格局。他们讲得很细，我按照我的理解分成三类：

1、地球物理法，这是主流，国外引进的。
2、地球应力法，李四光先生的理论，似乎可以算中国首创，还有一个专业术语与之相连：群测群防。
3、预测学，大体上算是一种取象比类、趋势预测。

在专业人士眼里，第一种算是洋办法，后两种都是土办法。如前所述，现在相信洋办法的人都说地震无法预报，准确率太低，但也说我们一直在努力，包括4月份刚刚验收了一个投资22亿元的全国地震检测信息系统。相信土办法的人声音虽小，却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大概含义是在不被重视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实际上，我们确实也看到了，这次地震某种程度上是被长期预报的了（相信土办法的人说的），当然在震中和震级有偏差，在时间跨度上也太大（一年）。（相信洋办法的人认为那种预报称不上预报，真正的临震预报的门槛更高）

所以，在我来看，目前地震预报其实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一年之内的预报是比较可靠的（建立在“广种薄收”的基础上），但是可能存在严重的错报（不准确）和虚报（没震）。问题是是否要发布地震预报、怎样发布地震预报、社会和民众如何看待预报。按照学术术语，这里的预报既包括中长期趋势预报也包括临震预报。

回到开头，邻国日本据说是不搞地震预报的国家，但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其实是默认自己随时可能被震没了。既然临震预报确实太难，那我们就随时随刻做好要地震的准备。这包括建筑、演习、预防制度。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战战兢兢的心理和凡事认真钻牛角尖的态度，才让这个国家能震而不死，震而少死。我写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说日本人比我们优秀，而是想说对待自然灾害的态度，一定要客观、谨慎，吃一堑要长一智。无论是与天斗还是与地斗，都并不其乐融融。民族自豪感和人定胜天一样，有时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足球又一次提前gameover了。

所谓的业内专业围观人士早就不看好了，他们大概是知道些内幕消息，比如主教练把央视女记者弄成了宫外孕。并从此推论，这个教练班子乃至队伍已经烂了。

理 想派的业内专业围观人士再一次祭出了推倒重来说。中国足球推倒重来，不是一次两次，每次推倒后，都是重来。重来以后再推倒，从结果到过程一次次复制、克 隆，一边逗观众玩儿，一边浪费运动员的青春年华。当然，客观的说，掌权的人也没什么好结果，最好的下场也就是平级调动，哪里比得上成绩优而仕的袁伟民、李 富荣。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反对推倒重来的说法，一点建设性的意见都没有。倘若真的可以推倒重来，要推倒的东西多了，远不止中国足协那么简单。谁敢真推？都是喊喊口号罢了。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我不赞成推倒重来，但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甚至连中国足球的症状和病因都看不清。谁让我只是一个球迷，属于业余围观人士，连专业围观人士都算不上，更何况混入专业人士的队伍呢。

所以，早死是早早死了，但早死未必早托生。什么时候凤凰涅槃，国足跻身环宇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中国人的体育强国情结是从80年代开始的。那时候，刚刚改革（连开放都提不上），凭借着包产到户、平反文革冤假错案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全中国人都看到了未来的期望。但改革的经济成果一时半会还没有明显体现，所以，80年代中国体育的崛起打响了强国梦的第一枪。

1981年初，中国男子排球队3：2战胜了当时称为南朝鲜的排球队，这场比赛只是让中国男子排球取得了参加一次世界大赛的参赛资格。但是，大学生们为此走上了街头，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我第一次知道振兴中华这四个字，就是那时候。直到n年以后，我才知道，最早喊出振兴中华的是孙中山，那个逢年过节才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人。

还是1981年，我已经在小学校队开始了业余足球生涯。大概是秋天吧，李富胜扑住了科威特的点球。尽管当时还不理解石油的重要意义，但已经知道，那是一个特别有钱的国家。3：0完胜科威特让刚刚习惯表达的大学生们和工体的球迷又一次走上了街头，开始了发自民众内心的彻夜狂欢。

喜讯一个接着一个，过了不久，中国女排3：2干掉了东道主获得了世界冠军。按照当时的竞赛规则，2：0领先日本的中国女排已经从成绩上达到了目标。但是，被宋世雄称为打不死的小日本顽强的把比分扳成了2：2。后面的情节每一个喜好体育的人都记忆犹新。据说，在关键时候叫了暂停的袁伟民没有布置任何战术，只是说了类似祖国人民在看着你们之类的豪言壮语，于是，中国女排不止拿到了冠军，也拿到了完美的胜利。

然后，中国体育就成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骄傲。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零的突破、体操王子李宁3金两银一铜成为当届奖牌冠军，中国女排也完成了三连贯。随后，85、86年中日围棋对抗赛，聂卫平一个3连胜一个5连胜，打遍日本无敌手，使当时每一个盼望拥有日本电器的中国人获得了空前的满足和自豪。

但是，此后体育带来的强国梦就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了，尽管好成绩和各个项目上的突破不时涌现。开始的“噪声”主要出现在体育界和文化界，那几年，一个叫做赵瑜的人接连写了三篇报告文学：《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当然，稍早（85年）还有现在研究红楼梦的刘心武写下了《五一九长镜头》和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

随着体育对经济文化、生活的渗透，后来的麻烦就不止是几篇报告文学那么简单了。公元一年九百八十九年的风波险些让90年亚运会夭折，万幸，中国人民还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除了把中国足球带入奥运会的高丰文0：1负于泰国黯然下课。

接下来的历史就比较近了，大家都知道，和奥运密切相关。据说，邓小平在张百发、伍绍祖的带领下视察奥体中心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承办奥运的想法。

众所周知，1993年第一次申办奥运以失败告终，但那一夜至今记忆犹新。这个记忆不是因为当年大多数不懂英语的中国人的提前狂欢，而是和我切身相关的一件事。当时，我所在的公司阴差阳错得到了一次CCTV当夜转播的广告时间，一共3个时段，45秒时间。印象中，这45秒价值几十万元人民币。已经混入决策层的我和公司高层、外脑绞尽脑汁盘算广告词，经历了漫长的煎熬，最终选择的是最俗的做法。每5秒钟，推出一个标板广告，一个及其简单的动画和不断重复着的画外音：“XX软件，中国最好（优秀）的财务软件！” 当夜的45秒钟，成就了我们9次喊出中国之最（那时，似乎还没有广告法对什么什么之最的限制）。因为有了那段经历的锤炼，让我今天能对恒源祥一笑了之。几年后，我所在的那个“最优秀”的财务软件公司，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中，无疾而终。

现在回想起1993申奥，最八卦的说法是我们的兄弟国家北朝鲜在最后时刻“叛变”，使前三轮投票领先的北京却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以2票之差落选，否则我们还可以和悉尼打个平手，让萨马兰奇的最后一票来决定乾坤。这就是中国所处的环境，不管是体育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

时间又过去了10多年，我们的经济足够庞大、我们国家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不仅能组织六国谈判，在苏丹的一举一动也能让全世界跟着操心，既包括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斯皮尔胳膊。当然，体育事业更是繁荣的一塌糊涂，奥运会上拿个奖牌如探囊取物一般。不久之前，还有些疯狂的伪体育迷号称我们好好算计算计，在项目设置上搞搞鬼，没准可以在2008弄个金牌榜第一。

但是，世界远比我们想像的严峻。我们也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样强大。

先是勤俭办奥运，鸟巢可以闭合的屋顶被取消了，让张艺谋现在天天发愁万一8月8号下雨怎么办?

接着和水立方一街之隔的烂尾楼险些让北京房地产界经历一次滑铁卢，最后以一名北京市副市长吊儿郎当入狱结束。

及至2008年的正日子即将临近，困难越来越多，雪灾、地震是内忧，圣火、抵制是外患。奥运是契机还是噩梦开始，悬于一线。

此时此刻，我的愚见，还是悠着点儿。虽然有日本、韩国的榜样，但单靠奥运强国终究显得不是很靠谱。尽管现在万众一心，群情高涨，圣火所到之处，一片欢歌。历史告诉未来，振兴中华没那么容易，团结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最佳的策略倒是导师曾经说过的三好，只有身体好才能学习好、工作好。

只有身体好，才能保卫祖国！只有身体好，才能重建家园！只有身体好，才能等到振兴中华的那一天。伟大如姚明和刘翔，也只有身体好，才能进入季后赛第二轮和避免去趟美国两赛空空，铩羽而归。

BTV-2在播《八兄弟》，好看。

苦中有乐，笑中有泪。尽管还是文化人弄的农民嗑儿，但是现实主义与荒诞主义齐飞，讽刺与幽默一色。

本以为捡了一个宝，用google百度了一下，发现既有免费的视频，也有花钱的DVD可卖。愿意守着电视一天两集也成。

强烈推荐，不看后悔。

《找骂》外一篇：骂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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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人谁都会，境界各不同。

学习鲁迅先生以笔做刀枪，图的是爽快。不太擅长言辞和码字但歌词写得不错的崔健，说摇滚乐就是一把刀子，可见中国人多数还是喜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爽就一个字。不过，这种境界不好学，因为要扎得准，扎得稳、扎得狠，这要求以实力作保障。

指桑骂槐、含沙射影也是一种境界，但通常流于YY。难度比较高不说，还要求被骂的人和观众有一定的素质。否则，不是不够刺激就是瞎忙活，对牛弹琴。

拉大旗，狐假虎威，为虎作伥。充分利用搜索引擎，或者写1000字引用800字，或者写10000字，其核心思想只是抄来的100字，大体上也算是一种境界。该境界趋于宏大叙事，高屋建瓴、大开大合。但言多必有失，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杀伤力不够的话，很容易授人以柄，更何况互联网行文崇尚microsoft，小即是美，less is more。

“顶”、“赞”、虽然不用于直接骂人，但也是站队之利器。拉一个、打一个也是斗争高级技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拥护，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两个凡是”一般适合打群架，造声势，大规模集团军作战的时候格外重要，但常常需要马甲配合。

上来就问候祖宗八代以及女性家人的，虽然流于粗俗，但环境所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什么林子有什么鸟，在什么林子里唱什么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当允许这种低层次的游戏，有助于帮助一些人避免患上精神分裂和抑郁症。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自重，不能把这点儿好不容易得来的意思变成不好意思。

还有什么Digg了，投票了、MSN签名了、Twitter了、灌水机器人了，这都是高科技。其境界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下里巴人。邓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总说，科学技术代表先进生产力。无论是那种生产力，都要求我们迫切学习、掌握、使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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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W：
本文谈论“骂的艺术”只限个体作战，即常规武器。经济利益主导下的通过各种创新性公关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大规模的群体骂战不在讨论范围之内，那是核武器。既然是核武器，但凡有这能力的都是超级大国，我惹不起躲得起。

最近接连看了两本关于“历史”的书，《袁庚传》和《激荡三十年（下）》，加上2008年以来连续的事件催化，有些感想如下。

中国正在加速进入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不擅长理论总结，姑且用价值多元化这个词，其实，从表象上看，是言论取向的多元化。

众所周知，和大多数国家和文明相比，中国一直是一种世俗文化占主导的民间社会。主要表现在我们基本没有经历过类似基督教、伊斯兰教那种政教一体的历史阶段。尽管儒家文化对中国影响巨大，但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阶层和政府统治阶级。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无论是道教、佛教都是经过世俗化改良过的，主要解决民众的精神寄托问题。而中国的历史着重于官方立场，所以整体上看，尤其是宋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文化界和统治阶级的最高理想。这种单一并且被宋人条理化、规范化的观点成为绝对的主流，并通过各种形式的书面文字控制了历史的叙述并抑制了新文化的成长空间。

大概从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开始，中国进入了思想再次多元化阶段。一直到1949年建立共和国以及稍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传统的儒家和封建主义、苏俄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PK了50多年。即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搞过意识形态的统一和控制，但由于社会各阶级的普遍存在和实力相对均衡，导致民族思想和精神的统一过程非常艰难。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30年，国民构成似乎又回到了一个复杂和相对实力均衡的阶段。国家资本主义、民营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城市平民、产业工人、农民工、农民等阶层在数量上不断的聚合，其利益和理想诉求也快速的分门别类的聚合起来。也许，这种划分不是很准确，那么还可以从所谓年代的视角来看。在我们小时候，学会了使用代沟这个词，这一般只是指两代人（狭义的代沟一般指父子关系，广义的代沟一般以文化大革命划界）。而现在，从网络上的言论来看，其代表符号已经迅速出现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样的说法（中国人最近习惯按每一个十年来划分社会构成，这和美国所谓的婴儿潮、X一代、Y一代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上所属，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众习惯是喜欢大一统的，这就造成意识形态和言论总是趋于统一的。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主要控制在统治阶级手中，并且只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科举制是最好的一个典型。如果想记录历史、或者只是发表某一种观点，首先你必须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而若想成为知识分子，你必须在统治阶级设定的路径下成长，使用统治阶级认可的方法论和工具阐述观点，其价值取向当然也是统治阶级提倡或默许的。普通民众的世俗观点被宗教和宗法体系（某种程度也是儒家思想的庸俗化）所管辖，是拿不到台面上讨论的。

但是，如果出现控制力弱化的情况，思想就会活跃。控制力弱化的原因有很多种，前面提到的多社会阶层力量的平衡是一种，新的传播工具的产生利用也是一种，比如互联网。

当下，从一件芝麻粒大小的小事到所谓的生死攸关的民族大义，都可以在网络上产生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观点。抽象的说，是可供参与的范围和可供讨论的对象都前所未有的扩大。几乎每一个会用鼠标的人都有了话语权，每一个会写Blog的人都有了相应范围的影响力。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讨论的话题也不再只是姓社还是姓资、哪条路线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了一些尚未被法律所规范的道德问题，例如虐待（or遗弃）宠物、一夜情、同性恋等等。

其实，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我们似乎还不习惯。一旦有机会出现路线斗争，我们国家似乎总喜欢非黑即白的这套价值观，每一个人都要求必须站队，站队之后的每一个人都要求为自己的战壕抛头颅、洒热血，尽一切力量把相反观念的阵营置之于死地，为达到这个目的，使用什么手段都在所不惜。大家都千方百计的追求“完胜”，丝毫不用考虑论争的过程和论争话题的意义何在。

在我看来，没有机会出现路线斗争的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眼下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PK状态。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有发表欲，那么就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封IP和禁止留言都只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小伎俩。换句话说，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你说什么，都是在找骂。如果想明哲保身，最好的姿态就是闭嘴。

然而，闭嘴其实是很难的。即便你不想成为意见领袖，也很容易就陷入对殴和群殴之中，所以，找骂是未来的常态。有人说，中国还有一个俗语叫做“闷声发大财”，其实，就我观察，发大财的人都没有闷声。唯一的区别是自己说还是利用别人的嘴来说，事前说还是事后说。因此，无论是想发财还是只想满足一下自己的表达欲，你都只有“找骂”这一条路。

大家都习惯了“骂人”和“被骂”，这个社会没准就进步了。如果法制建设和司法独立能够跟上，画出一个圈圈约定一下那些东西可以互骂那些东西不能互骂，那简直就算是理想社会了。

刚拿到《袁庚传.改革现场1978-1984》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500多页厚厚的一大本。如果对页数没有感觉的话，我可以说，这是最近我看得最厚的一本书。可是，按照作者的规划，这只是袁庚传的三分之一。按照作者涂俏的规划，她将通过三部曲的形式完成袁庚一生的传记，包括：

1、记录袁庚60岁以前的革命历程--《袁庚传.情报生涯》
2、袁庚开始执掌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开发到被中央正式认可的拓荒之旅--《袁庚传.改革现场1978-1984》
3、85年之后的袁庚和蛇口--《袁庚传.蛇口试管》

花这么多的精力和文字为袁庚立传是否值得？要知道，直到离休，袁庚也不过是我党一名副部级干部。而按照我对咱们国家政治序列的理解，袁庚在执掌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开发区时，其政治级别也就是在局级和副部级之间吧。更何况，老人家还在世，这和我们国家推崇盖棺论定的习惯和风俗也不太合拍。但是，不要忘记，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而袁庚和蛇口，是改革前沿和前沿，一位60岁的老人在中国南方几平方公里的努力不仅仅是改革的试验田，而更重要的是因其成功的实践，使得更多的特区、开发区乃至整个全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度开始了所谓的“大国崛起”之路。估计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涂俏以1978年到1984年这短短的几年历史，开始探求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袁庚的个人魅力。

读完这三分之一的《袁庚传》，给我留下了如下几点印象：

1、改革开放的勇气从而何来？人民改善生活的迫切需要，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业心，可能都有一些。但那个年代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桎梏也同样坚硬和冰冷。袁庚的改革故事，从李先念批准圈地开始，到邓小平1984视察深圳、蛇口后，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拥有不同利益、不同价值观念的各种群体，围绕着政治路线、改革路径、工商业战略、用人制度等等，在全方位展开了缠斗、争论。书中对蛇口工业区在这个阶段的商业成就没有通过对比（和内陆）的方式去写，如果单纯从数字上看，似乎也就是那么回事。袁庚始终下的也是一句紧巴巴如履薄冰的一盘棋。还好，最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认可了蛇口模式，从而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开放搞活，这可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整个中国被所谓的政治制度压抑了多少生命力。

2、条块之争。所谓条块之争，在本书中主要写的是深圳和蛇口的关系。那个年代，大家看上去都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但在世俗生活中，所谓的阶级仍然无处不在。以我个人经验而谈，我们的青葱岁月也依然有社会阶层的烙印。就北京而言，以老北京（所谓原著民）为代表的平民阶层、机关部委大院子弟、部队大院子弟都有着不同的性格、价值观和生活圈子，这些社会阶层的烙印，不仅影响了当时，也直接影响了以后每个人的人生发展轨迹。袁庚传中的条块之争，主要指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深圳特区和以交通部“飞地”名义出现的蛇口工业区在产业定位、政府权限和职责、税收和海关、电信等各个方面的权利斗争。读懂了这一部分，对我们今天的持续和深化改革仍然有重要的意义，远不止梁湘和袁庚两个人的个人恩怨那么简单。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进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垄断企业，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理顺，将来是否也要象当年那样，历史也许会告诉未来。

3、从蛇口开始、诞生了一批明星企业，比如招商银行（600036）、平安保险（601318）、中集集团（000038）、招商地产（000024）等。他们是如何崛起的，蛇口经验起了多少作用，袁庚老人在其中的贡献几何，在这本书中没能读到。所以，我会迫切的等待《袁庚传.蛇口试管》。因为上述几个企业早已经走出了蛇口，新的时代来临了。这些有着蛇口基因的新型股份制企业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可能丝毫不亚于当年蛇口口号对中国的震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操纵金钱》和《华尔街的肉》是安迪凯斯勒一个人写的两本书，主题是高科技证券，前者偏高科技多一些，后者偏金融多一些。

安迪.凯斯勒的出身是一名AT&T的工程师，80年代阴差阳错的进入证券市场。80年代的安迪主要从事IT行业证券分析，也就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证券分析员。90年代，安迪开始建立自己的基金，按照书中的说法，安迪开始了对冲基金生涯。而按照我的理解，安迪的基金实际上属于一种私募基金，投资方向侧重于高科技企业，投资手段除了在二级市场上买卖之外，也包括风险投资和一级市场（参与IPO），并不属于典型的对冲基金。

安迪.凯斯勒是理科出身，但文笔很好。两本书读起来都很有趣，他也曾经是炙手可热的证券专栏作者，按照书中的提供的信息，每个字拿一美元的稿费。

两本书是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操纵金钱》在前，《华尔街的肉》在后。但是翻译工作确是不同人完成的。这就产生了两个小问题：（1）一些人名、公司名的不统一，同样的人名和公司名在两本书中出现了不同的译法；（2）《华尔街的肉》中一些金融术语不符合大陆习惯，例如将市盈率翻译成本益比，一些公司的名字也译得比较奇怪，如将Borland译作博览软件公司。（开始我猜测《华尔街的肉》可能是港台引进版，但后来考虑台湾一般也不会称Borland为博览，而是翻译称宝兰，所以译者的出处不可解。）不过，这并没有大碍，因为两本书并不成为系列，分开看也没什么影响。

《华尔街的肉》的主题更类似我介绍过的《诚信的背后》，主要写安迪.凯斯勒的前期证券分析师生涯。安迪凯斯勒通过描述自己的职业生涯，阐明了证券分析师这个角色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巨大变化。当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的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投资者手续费的时候，证券分析师的作用不仅重要而且高尚。他们是为最终投资者发掘价值的人。但随着信息技术对金融行业的改造，证券金融行业的主体收入转而来自为企业进行IPO或并购收取的佣金，证券分析师的地位也急转而下，成为行业“黑嘴”。《华尔街的肉》这本书的主要诉求就在于此。安迪凯斯勒在这本书里主要批评了他的前同事们在2000年互联网股灾过程中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人云亦云，没有独立价值判断能力和对行业的深刻理解。

《操纵金钱》则主要写安迪.凯斯勒的私募生涯。怎么开始筹钱、如何投资高科技行业，如何在互联网泡沫之前顶住贪婪全身而退的故事。这本书虽然和《华尔街的肉》同样属于自传性质，但哲学意味更深刻一些。安迪.凯斯勒的私募基金在90年代末非常成功，列在全美盈利率第四名。他把这次成功归结为他对技术革命的理解，即美国高科技技术公司的创新能力为企业带来的价值和价值判断超越了工业时代的投资哲学。他习惯用Intel等芯片设计公司举例，尽管美国人进口日本东芝笔记本电脑，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逆差，比如1000美金的贸易流出。而东芝笔记本里的CPU和芯片虽然是美国的知识产权，但通常是从台湾采购。美国人的现金流入远远小于流出的1000美金，但由于美国人什么都没有制造，因此其流入的知识产权收入产生了非常惊人的利润率。由于美国公司的这种高盈利能力，导致类似东芝这样的公司，又把赚到的1000美金通过投资美国债券和股票市场的方式流回了了美国，造就了美国人进一步的研发投入和创新。

今天，《操纵金钱》的主题已经不那么新鲜了。不仅是在高科技企业，几乎在全球所有行业都产生了类似的现象。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汗水、泪水、血水创造了将近2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非但不能尽可能改善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反而要通过购买美国债券、设立主权投资基金购买美国证券实现保值。而美国人得了便宜还要卖乖，不断的通过货币贬值和要求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剥削”中国人。在这个背景下，货币战争理论大行其道就不难理解了。而在几年前，安迪凯斯勒至少是最早领悟到这个资本故事的人之一，这也是他敢于大举投资高科技概念股票从而成功的原因。

对于每一个IT从业人员和投资者，这两本书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何况安迪.凯斯勒称得上一个好作者，故事讲的生动有趣，人物描写性格鲜明。所以，虽然是两本老书（2006年左右初版），还是建议大家有机会不妨一读。

尽管有所心理准备，但灾难比想像的更严重。

此时此刻，身处北京，我无能为力。

我是无神论者，但我只能祈祷。比夺去生命更可怕的是失去自由的能力，比夺去生命更可怕的是永久的失去亲人。成千的学生被掩埋在废墟中，死亡，固然可怕。但如果你从废墟中侥幸爬出，得知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最爱你的父母了，又将如何？

我们应该反省，应该检讨。为什么倒塌的是学校？为什么地面部队推进如何之慢？但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可以捐款，但此时此刻，无论是埋在地下的还是幸存者，需要人民的币吗？食物、药品、水、电、通讯，才是最急迫的。政府、解放军，此时才是最有价值的人。

我没有钱，没有能力，我只能祈祷。

但我还有眼睛、还有头脑，我要看着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部队，如何完成他们的使命。一个政府值得依赖、一个国家值得热爱，是因为他们确实帮助了他的人民。老舍在《茶馆》中说，“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帐、可以秋后在算。此时此刻，都是栓在一起的蚂蚱。所以，只能祈祷... ...

雪灾、地震、列车出轨、公交着火，天灾人祸，种种不祥，不只一端。

前几天，4月30日晚上10点左右，我在北京海淀区家中躺在沙发上看书，忽悠一下，有一秒钟的腾空感，第一直觉是有人家装修，第二感觉就是地震了。跑到卧室问了问正在游戏的老婆和女儿，回复没有什么感觉。此后，也未见媒体报道，就随它去了。

今天，四川地震对我而言，倒是没有感受到震感。但从网上看到的消息，确让人心中难以平静。里氏7.8级，震中距成都直线距离仅90公里，虽然现在灾区的通讯条件尚未恢复，但有过大地震灾难印象的人，都不难估计到此次地震的严重程度。

唯一能够庆幸的是，地震发生在白天，如果象32年前唐山大地震一样，发生在凌晨3点，恐怕伤亡会更加惨重。另一个值得安慰的是，成都虽然紧邻中国青藏高原第一阶梯的地震带，但历史经验证明，成都平原一般都能和地震的破坏擦肩而过，这也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人们选择成都平原生生不息，从而被称为天府之国。

其实，北京也算是紧靠地震带。地震带和地震造成的损失往往和直线距离并不相关。就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距离震中唐山的北京和天津直线距离差不多，但天津市的地震受灾损失远远大于北京。所以，直到今天，你仍然能在天津市区看到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纪念碑。

因为有了四川地震，为了确认前几天的震感，我用Google百度了一下，发现4月30日北京确实发生了一次2.4级地震。

既然流年不利，而自然灾害又是无法预测和逃避的，那么，准备一些防震减灾的知识就凸显重要。

1、一旦发生毁灭性大地震，跑是跑不掉的，最佳方案是往家中最狭窄的空间躲避。首选床底下，其次是卫生间，再其次是房子的角落。

2、床底下放两瓶矿泉水，可以确保足够的生存天数，以待救援。（32年前唐山大地震有些懒人因为没有倒掉临睡前的洗脚水，从而得以重见天日）

3、万一被建筑物砸在地下，不要自行移动或搬动覆盖物，采用敲击的办法向外传递声音，等待救援。

最近，电视的机顶盒里突然冒出了好几个CCTV的新频道，今晚恰好在所谓的第一频道看到了戈尔那部著名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

戈尔对中国人来说并不谋生。他在克林顿时期，当过八年的副总统。那时，他以大力推广互联网被中国IT人士所熟悉。后来，戈尔和小布什竞选总统，在大多数人都看好戈尔的情况下，经过验票门，布什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战胜了戈尔，戈尔从此走下了政坛，成为一名环保主义者。

《难以忽视的真相》是戈尔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的总结，凭借这一成果，他居然获得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对于这个前半生都以从政安身立命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当然，也有人说戈尔的环保动机并不纯粹，就拿这部纪录片来说，到处充满了对共和党、石油财团的道德审判，动不动就把美国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拿出来说事。我无法从阴谋论或政治背景角度来谈这部电影，因为这个角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知识背景和能力，只想简单的就电影而电影，说几句观后感。

这部记录片的叙事结构十分有趣，它其实就是戈尔的演讲。更加有趣的是戈尔的演讲凭借一张张精美绝伦的PPT串联起来，把一个深奥的科学知识讲得深入浅出，幽默而且极具煽动性。戈尔的理论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地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呼吁大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减缓气候变暖的趋势。

然而，这个世界中，PPT恐怕是最不靠谱的东西之一。在我给人打工的时候，我相当多的精力就是生产PPT，对外“忽悠”客户，对内“逢迎”老板。PPT只是论据，或者说只是打动人心的技巧，如果组织得当的话，完全可以震慑住你的观众，从而得到你需要的结果。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们再回顾一下这部电影的名字，难以忽视的真相。也就是说，戈尔的PPT是在力图揭示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在戈尔眼中，是一个已经经过科学证明的假设，地球在变暖，后果很严重。

我必须承认，戈尔的PPT很有说服力，动画效果很震撼，但对于长期被各种人、各级政府洗脑的我，也多少有很强的抵抗力。地球变暖这件事似乎是客观存在，但其后果是否严重则不是那么好证明。无论是南极冰化、海平面上升、新奥尔良飓风、珊瑚白化、北极熊淹死，这些结果似乎都与地球变暖正相关，但似乎也都没有太确凿的证据说明这种正相关一定是因果关系。

在环保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倾向于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这个问题太深奥，太抽象，所以我倾向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用法国国王的话来说，那就是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当然，我也不是一点儿都不环保，比如，我支持减少塑料袋的使用，因为我能看到北京冬日树梢上挂满了白色塑料袋之花。我也支持小排量汽车，因为这确实能够减少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占用并且并不损失什么便利性。但如果说，如果我们不环保，纽约和上海就要被淹，地球突然有一天就回到了冰河时代，像美国大片《后天》里演的那样，我确实是没有任何概念。

话说回来，我强烈建议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看一下这部片子。只是看过之后不要太兴奋、太激动。这个世界上的真相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也不是一部电影就能够说清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的行为一定要满足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要求一个人的行为要满足全人类的利益最大化，这也太难了点。中国古人的哲学还是比较客观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孔老二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已经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