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史遇到的第一个让我觉得郁闷的问题是，中国从来都是权臣的天下。
在我由金庸小说和民间故事构成的历史观里，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英雄们义薄云天，惊才绝艳，在重要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和自己的追随者的生命或者类似品为代价，书写被千载传诵的传奇。而皇帝，更多是类似圣诞老人的形象，解决所有问题，并赙赠合心礼物。
其实，我是首先看到在很多公司里，最终捞到一官半职的往往不是最有能力，或者最为企业着想的人，而是能熬得住且不犯错的。而不少忠心耿耿甚至才华横溢的，却往往为单位所难容，辗转江湖。
接着，我看到在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到今天，2000多年的历史里，能拥有当时巨大权力的，从来不是对当期社会或者人民最有贡献的，而是最能把握平衡的人。
系统地去读历史书的时候，发现每个社会时期最有权力的人，我们往往过去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而我们心中光芒万丈的英雄，却往往生命的大部分时期是，龟缩在当时中国的一个角落里，在整卷历史书中占不了太大篇幅，作为个人的人生，也往往是悲剧的人生。
比如，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是近代中国最最牛的人之一，诗文为一时之冠、书法自成一体、其创建的湘军体系更是曾一度把持半个中国的督抚政权、日记家书成为后人修身教子的范本。这么牛的人，当时他在当时也并非最有权力的人。
清朝的官制不设宰相，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大学士为4名，协办大学士2名。曾国藩终其一生，最大的官就是英武殿大学士，而实际管辖的基本上是两江一带的事情。
而同期的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李鸿藻、沈桂芬，谁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干过什么，但是确确实实管着在外撕杀的曾左彭胡等一代名臣。谁让人家在皇帝身边干活呢。
而我们看曾国藩兄弟同天封伯封侯够风光的时候，也有不少人比如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一仗没打过，天天就琢磨着给湘军揪辫子穿小鞋，也封了一等伯文华殿大学士。
李鸿章站在老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借洋钱、用洋枪、雇洋兵，打得没有他老师那么辛苦，但是也属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的铁血人物。他同朝为官为相的荣禄，对我们来讲只是个模模糊糊的名字，但是确实也是权倾朝野，死后谥文忠，和曾国藩的文正、左宗棠的文襄同时一摆，可见在慈禧心中他们差不错，甚至荣禄更亲近点。
在《鹿鼎记》里，看韦小宝在钓鱼岛上喝酒赌钱，而每有喜事比如平吴三桂、收台湾都给他加官进爵，觉得搞笑，而真实的世界里，又何尝不是如此。
看历史书，尤其是编年体的书，尤其让人觉得不耐烦。觉得那帮皇帝大臣整天什么都不干，就是天天斗来斗去，干得都是些和生产建设毫无关系的事情。尤其当有天灾人祸发生时，就是权力斗争的鼎盛时。放着于战火沸汤间的天下苍生不顾，先把地盘划清楚再说。
有的时候，英雄就出现了。他们大义凛然，不记代价，以秋菊打官司的信念和执着，办成了一件告慰自己的理想的事。然后，就象武侠小说中一样，江湖给予了他巨大的声誉，但是他并没有长久左右局面的的实力，于是如彗星一现，转瞬又沉到了权力的海底。
而长期在权力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基本上全是长期耕耘，树大根深，就象少林寺，从来没见发生过什么重大作用，但是人家就是泰山北斗，天长地久也。
一本介绍印地安巫术的书，中一句话非常精辟。能量来自于对各种力量的把握与使用，并且切记，当你想施加影响的时候，本身一定要在力量之外。
这就是权臣何以长久的原因了。奸臣爱当道当、百姓爱死死、公司爱亏损亏，干我什么事？只要我不死，只要社会向前发展，单位的整体在发展，我自然水涨船高。资格老也是人才的重要标准呀。至于那些会得罪人的、有风险的、看不清的，总有人看不过眼要跳出来管，或者处于理想要出来承担。而这些敢于自称铁肩担道义的人，向郭子仪那样手提两京还天子的少，多半这些人的称呼是“炮灰”。
一个神州数码的部门总经理向我叹息，公司现在人心不稳，而领导似乎并不在意。是啊，谁在意，谁就成了力量的一部分，正好被人利用。
一个大报社的人事总监向我叹息，人力资源科学管理执行不下去。是啊，一个公司只有一个头，那该怎么管是听老板的，还是听所谓科学的？
我似乎看到5年前的自己，不惜放弃一切，得罪所有的人，去为公司设计5年后的竞争力。
昨天在家里读五代词，翻到什么“莫攀我，攀我太心偏”，什么“留不得，留得也枉然”，都是我觉得很土，不喜欢的。可是这些词的评语让我心中一动，说她们怨而不怒，是当时市民的本色心态。
呵呵，怨而不怒的是小民，一怒拔剑的是英雄，无为而治、专等借刀杀人的是权臣。
象我这等没有献身精神当不了英雄，又没有彻底无为的心态去做权臣的慵惘之人，还是一枕小窗浓睡起，且把浮名换了浅吟低唱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