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的媒体不欣欣向荣的话，那么
统计局来的数字会用所谓的利润和产出来扇说这话的人的耳光。可是在数字的背后，在工业繁荣的面具之下，昭显得却是中国国内媒体尴尬的处境，其无论是话语权还是公信度都处于一种危机之中。
谈到媒体，首先我们应该讨论的一个基本的话题就是媒体，或者说其最显著的代表记者们应该报道什么。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在言论管制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西方式的那种能对政府职能起到真正监督作用的媒体。这里的所谓舆论监督，大概也都只是隔靴搔痒，往往是在别的公权力机关公布以后，才能亦步亦趋的作跟进，就像香港警匪片里的警察一样总是姗姗来迟，而且还没有什么真正作用。当高层决定要杀几只鸡儆给猴看的时候，平常不见身影的媒体纷至沓来，实践着“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古老寓言。
当然这些
被镣铐铐住的媒体是不会甘心只当喉舌而已。因为既然作为一个开放的自负盈亏的企业，它必须考虑的是自己的发行量（或者是
点击率等等），自己的受欢迎程度。如果充斥版面的只是“上头”开会的大话套话，是不会有什么人会对这些陈词滥调感兴趣的。所以为了生存，媒体们不得不玩起了走钢丝的游戏。一面是管制与政治责任的威慑，另一方面由于利益自身的趋势又是它不得不冒着一定的政策风险去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导致这种微妙的处境的根本原因是，在媒体法律与经济地位独立的同时，却没有获得相应自由话语权，而使其在新闻报道上和公众需要上产生了议题冲突。
由于政治公权力与外界非法力量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结合起来，使得报道“内幕”的媒体具有巨大的潜在风险和代价，前段时间发生的
南方都市报记者受伤害的事件就是很好地证明，在法制不健全而执法机构本身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前提下，媒体在报道社会负面消息的时候所起的影响时受到局限的，因为它没有公信力，当它涉及到那些“敏感话题”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哦，真想恐怕不只如此”。不仅仅是社会暗流的非法权力阻止了媒体的深入报道，而且政府有关部门出于形象和地方经济利益等多重考虑，也会出现通过行政权力干扰媒体自由报道的现象，SARS早期的信息封锁就是很好的例子（也许还有
口蹄疫？）。
在媒体受限的情况下，
许多做出了让步，转变自身，离开灰色地带。而更多的，作为同时能规避风险和增加收益的手段，向娱乐化与媚俗化的大娱乐工业发展。一种是如同“
第一时间”的以社会普通民生为主导，将社会新闻娱乐化，同时将居民生活问题作为其监督的主要内容，直接解决观众的问题。由于在内容上规避了报道风险而且将关注热点放在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市民阶层之上，在经济利益和公众口碑上都得到超值回报。（这让我想到中西方的一个差别，在
Google News各个语言的标准版之中，
英美版最后一个栏位都是健康，只有
中国版是“
社会”）另一种类型，则是向西方私人商业媒体和港台娱乐节目靠齐，以媚俗化的节目内容来吸引消费社会泡大的年轻一代。代表则是宣称“快乐中国”的
湖南电视台。他们是中国国内媒体娱乐工业化的代表，将媒体等同于消费者对名牌和明星的追求，一味的向消费文化靠拢，甚至不惜以诸如“
超级女声”等引起诸多
社会问题的造星工程来追求收视率。
在
Dan Gilmour的草根媒体与精英媒体
互动互助的理想里，通过互联网新兴技术的推动下，传统媒体能更好地在推动社会进步和舆论监督起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作用，而公民作为媒体信息的消费者，通过技术进步参与到媒体工业产出过程中，影响媒体的态度与议程。然而这些理想是不大可能在中国出现。一方面，体制的力量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另一方面娱乐业巨大的利润和几乎零风险足以吸引人去趟这趟浑水。作为草根媒体，在诸如
博客中国之流的误导宣传之下，也被商业化的大步伐所征服，而失去了作为促进媒体进步的动力的机会。所以在当前整个中国国内媒体所处的尴尬环境中，想要有所作为还是缺乏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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