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海光:感性、破坏性......

信海光的网志

2005年09月


偶然看到。

申请成立分公司的可行报告,这个网站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这个,值得收藏。

这个报告是因为搜索这个杂志社看到的,这个杂志社也很牛,看那些封面啊!

还有这个,更牛!

以上这些,都是因为搜索这个来的




下午,在事先无规划的情况下,看了《长恨歌》的首映,出乎意料的喜欢。如果说一部电影能够些微改变一下对一个城市的印象的话,这算一个。

我说的当然是上海,说是偏见也罢,在此之前,上海,在我眼里,是个没有什么底蕴的城市---或者说,别人认为的上海的底蕴是我无法理解、喜欢的。但9月24日,关锦鹏的《长恨歌》向我渲染了上海的一些历史与底蕴,有些东西,似乎可以理解了:比如,那些沉浸在过去的上海人与他们的骄傲。

可是,这些电影里的底蕴,说到底是过去的。现在的上海,可就不好说了。

关锦鹏曾说:我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1949年前后移居到香港的上海人,他们会在一个明媚的午后,穿戴漂亮,很优雅地去享受一杯咖啡...

关锦鹏又说:如今这种情调、特有的质感在上海已经逐渐消逝,随着商业的发展它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他已经不喜欢上海了。
“《长恨歌》是一次伤感的缅怀。”---这是个城市的悲剧,是谁毁了上海的性格?没有人不知道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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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角,曾经的上海小姐,高官情妇王琦瑶风情万种,至老犹然,那青年爱上五十多岁的她一点都不使人意外或不适。看到后半部的时候,突然想起很多年前读过的一个案子:一个发生在上海长宁区的真实的刑事案件。案件的被害者是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姐”,也算是个小家碧玉。她解放前曾经做过戴笠的小老婆。八十年代,她独居在幸福村的一座石库门房子的一间小房间里,虽是五十岁出头的人但“上海小姐”的风韵犹存,见过的人都说好美好美。当时,负责她这一片的管段民警就爱上这老太。一番纠纷之后,民警便掐死了老太...

搜索王安忆原作的介绍,说《长恨歌》果然是取材这个真实的案件,小时候我死活想不明白民警为什么会喜欢上一个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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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在首体看了崔健的演唱会,气氛甚是火热,歌迷癫狂无比,老崔也兴奋异常,可惜,跟前段时间的大佑演唱会一样:大家喜欢的是老歌,听到新歌,就没什么反应了。

他们已经没了做偶像的实力,人们看望,是为了怀旧。

我前面一排有两个fans,穿着绿军装,戴着绿军帽,围着红领巾,一个四十多岁,一个十多岁,大概是父子吧。崔健说:12年前,在这里,那场演唱会谁来了?绿军装父亲拼命的占起来,把手伸得笔直,象行纳粹军礼...后来,绿军装父亲越来越癫狂,儿子却在喧闹声中睡着了...

看着老崔在万众声里声嘶力竭,我突然想起摇滚乐的精神来,想着,为什么在这个星球上有如此喧闹的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居然还有如此多的拥戴者。在我直觉,摇滚乐与当代的中国看起来非常不和谐,这里的人即没必要,也无气质,也没资格操练这门艺术,摇滚乐之路在中国,即使仅仅作为大众狂欢老说,也是越走越窄。

《长恨歌》与老崔的歌都是流传着曾经盛极一时的某种属于中国的气质,所不同的是,一种在慢慢萌发,另一种则在等待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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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崔健歌,都是一首怀旧歌,老的将去,新的没来,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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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
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倾国, 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 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 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 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 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 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 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谩舞凝丝竹, 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 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 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 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 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嵋山下少人行, 旌旗无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 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 夜雨闻铃肠断声。
天旋地转回龙驭, 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 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沾衣, 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 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 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 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 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 椒房阿监青娥老。
夕殿萤飞思悄然, 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 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 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 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辗转思, 遂教方士殷勤觅。
排空驭气奔如电, 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 山在虚无缥渺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 其中绰约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 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 转教小玉报双成。
闻道汉家天子使, 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 珠箔银屏迤逦开。
云鬓半偏新睡觉, 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 犹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泪阑干, 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 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 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 不见长安见尘雾。
惟将旧物表深情, 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 钗擘黄金合分钿。
但教心似金钿坚, 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 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摘要:很偶然,在网上荡了一堆电子书,打开一本,叫《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作者是孙云晓和张引墨,在这本书的开头,孙云晓这么写:10年前的一个夏天,我接受过一个西安的女孩的采访。没想到,10年之后,我会与她合写一部书......记忆骤然袭上心头,这两个人,都是年少的时候就知道的,孙云晓自不用提,他写了赖宁,写了中日孩子在夏令营的较量,着实开阔了少年时候我的眼界(特别奇怪的是,今年,孙居然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辗转打听一件事,说:我叫孙云晓啊..),张引墨,也是知道的,那是因为一本杂志:《中外少年》,90年代初,中学生的我,正是那本在南宁的杂志的fans,张引墨却是一个颇有才气的女中学生作者,在那里发表文章,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于是我搜索,才知道,张引墨居然在那杂志做了8年的编辑(这么算来她似乎没怎么上大学),直到2003年底---那本杂志停刊。此处阅读全文



9月4日,兰州火车站一间出租屋内突发凶案,办案人员揭开棉被,发现女尸一丝不挂。死者苟某,24岁,是来自陕西宝鸡的一名卖淫女,在性交易中被人勒死。苟某经常写日记,记下了对同在兰州打工的丈夫的思念和对未来的幸福生活的憧憬。

苟某,在从事着今天普通人眼里的最卑贱的职业。但是,这并不影响苟某追求卑微的幸福生活。她渴望经过两人努力的打拼,夫妇能拥有漂亮的房子、可爱的小孩……

苟某把卖淫当作一种职业,尽量做到灵与肉的分离。她一边向别的男人出场自己的身体,一边在日记中记录对丈夫的思念。她几天没有打通丈夫的电话,某一次打通以后,就感到“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知道他丈夫被邀请喝酒,连续两天的日记都关注此事,她写道:“身体是最重要的,你不心疼,我会心疼的”。

在苟某一个偌大的信封里,装着一千多颗纸叠的心,每一个上面都写着丈夫的名字以及自己的愿望。办案的宋队长说此事“对他震动非常大,原来以为卖淫女不可能有什么真情可言,但从苟某的遗物来看,她的生活全都围绕在了自己的丈夫身上”。

日记



  卖淫女原是多情客:在一个偌大的信封里,装着一千多颗纸叠的心,每一个上面都写着丈夫的名字以及自己的愿望

卖淫女被勒死 曾渴望与丈夫打拼获幸福生活





    摘要:

中秋节


추석

    (全文共325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摘要:
离开
 
陈菊红
 
    2002年6月的最后一个中午,太阳晃眼。在《南方周末》临街的这间办公室里,我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地装在一个纸箱子里。
桌子一下子变得干净而不真实,与我无关。这是一个星期天,明天来上班的人,可以有一张没有记忆的办公桌。
我最早见到这样的空桌子大约是1997年。那时候和陈朝华同一个办公室,他拖着箱子走出去的时候,大家编稿的编稿,写字的写字,就像他只是去出差一样。可他从此就去了《南方都市报》,办公室的书柜里还有他的诗集。现在回想起来,大家的反应其实很平和很正常,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从这里离开的人有意无意地选择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收拾东西。陈微尘,她调去出版社的那天,突然就把桌子清干净了。办公桌旁边的柜子上留下了一个从交广会上弄来的雕花小木房,只有半人高,但有着很多小小的门。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    (全文共10952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流沙河: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大家不是都看过有一个戏叫《抓壮丁》吗?这是40年代编的。后来政权改变以后也还演过。但最近这十多年这个戏突然一下就红起来,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还衍生出来很多作品,比如《王保长》等。对这一批以《抓壮丁》为首、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作品,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意见。当时他们那些人在《华西都市报》楼上开一个会,商议他们的版面怎样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时我就说本人坚决要求,无论你们说《抓壮丁》这个戏、《王保长》这个戏如何了不起,要求你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期间屏幕上我看不到。为什么呢,本人认为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我发表了一个说法:这个戏叫“诽谤旧社会”!当时大家听了就笑咯(笑声)。为什么这么说呢?旧社会自然不好,不好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不是说当时的人都像《抓壮丁》及其系列作品里边塑造的那个形象。那个时候的社会制度不好,但人不是那个样子的,不是那么丑陋、不是那么tousong(鄙婪?)。因为这一切我都曾经亲身见到过。
 
 由于有敏感词汇,看这里继续



是艾伦·纽哈斯?约翰·里德?还是沃尔特·李普曼?

周末把王财,朱鸡鸡,还有孙有步招到尚未开封的新房打麻将---新开封的麻将!三年了,头一次主场作战,我准备鏖战到第二天的中午,等送玄关玻璃的来,正好结束,然后把赢来的钱交付艺术玻璃的帐单。

这是原来的设想,但事实是,鏖战到第二天早上,却发现局面已成三吃一之势,我是一,人家是三。靠靠靠,难怪,麻坛前辈胡适先生曾慨叹:麻将里面有鬼神。最近有鬼神做梗,牌势大变,几个月居然未尝有胜局,到哪里都是客场。

后来,还不到中午,朱鸡鸡一牌不合,居然推倒佛袖而去,一切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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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大块时间,新房子里面只有一本书,艾伦·纽哈斯的《狗娘养的自白》,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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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达科他州每星期挣1美元的肉铺帮工,到美国第一大报业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今日美国》的创办人艾伦·纽哈斯在退休以后,完成了他这本自传。

他是记者出身,应该说是做得很优秀的那种记者,但是,他的书里,几乎没有教育后来者怎么做记者、怎么写新闻的内容,他津津乐道的、引以为豪的只是讲述他的事业,办自己的报纸,讲述他如何向上爬的历程。从他的角度看,所有的媒体都是一样的:那是商品,目的是销售。

对于中国满含理想主义的,或者自以为满含理想主义的,青年记者们--比如许知远他们(或许还包括作者本人),这可能是个打击。恰恰,就在今天早上,跑不掉看到了这么一篇所谓理想主义新闻工作者们的宣言: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笔与字,使历史在他们手中“终结”,使中国人成为“最后的中国人”。他们说: 总有一代人,会象李普曼那样地等到敲门的声音,等到笔直地站在“总统”面前的时刻,等到《光荣与梦想》式的中文著作轰然诞生,等到《纽约时报》式的中文报纸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上被响亮叫卖,等到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式的中国记者成为国家英雄。

如果你读过那本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以及最后之人》,你会明白,所谓使历史终结在中国意味着什么?无疑,这是一个宏大的想法,但我所怀疑的是,书生们,文人们,在中国的商业媒体中浸润的如鱼得水的年轻新闻人们,他们是否想过自己到底为这理想做过什么?他们牺牲过或者说他们曾经想过为这理想做些牺牲么?难道仅仅就是一遍遍在报纸上大吼几个名字:李普曼、亨利.卢斯、托克维尔、罗尔斯、加尔布雷斯?这需要勇气么?

要改变中国,需要盯住的可不仅仅是一些形而上的命题与感慨。不能仅仅知道李普曼而不知道里德。李普曼的老师林肯·斯蒂芬斯是比他更早的美国新闻英雄,以揭露企业家收买政治家的黑幕著称,他的两个最得意的学生是李普曼和约翰·里德。前者的成就自不用提,后者写下了《震撼世界的十天》。

如果说,李普曼负责告诉自己的同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的话,里德则用自己的身临其境告诉他的同胞世界正发生着什么。书上说:“在1911-1920年的十年间,里德的报道涉及标志那个时代血腥特征的劳资冲突、墨西哥农民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这一系列的动荡不仅敷陈了20世纪噩梦般的基调,同样也使一个从俄勒冈州来的无名小子迅速成就为‘现代新闻学之父’。”里德具有激情与牺牲精神,以至于被拖入他所报道的事件漩涡中心(你可以理解为对革命的参与),从一个卓越的目击与记录者变为事件的参与者,1917年的某个夜晚,一个盛大的和平主义者集会正在进行。当威尔逊总统的宣战声明掠过大厅时,约翰·里德飞身上台,“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不支持它。”从此,他从新闻界争相延聘的对象和稿酬最高的记者,沦为一些左派报刊甚至三流媒体的低薪撰稿人,仅仅活了33岁。而李普曼则在其之后统治了美国新闻界40年。

与牺牲者里德相比,评论家李普曼的工作与生活方式显得舒适、充实、稳定而严谨:早晨九点开始,读三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并作札记。整个上午都在他的书房中阅读和写作,谁也不准干扰他,直到把专栏文章口授录音,交给他的助手打成文本,在由他阅读修改,并按时送给报社。然后赴约午餐。下午文娱活动,四至六时,读外国报纸,思考下一篇专栏文章的题目和要点,晚间与新闻界和外交界的朋友广泛交谈,既了解情况,又开阔视野...

里德式的事实披露和李普曼式的实质分析是那时、现在乃至将来新闻从业者的最高境界。公允地说,“在新闻圈里混迹,要想成为李普曼很难,而要成为里德,则应该不是件很困难的事。”这是在美国,可在中国,却有那么多人在标榜李普曼,要成为李普曼,却只字不提更容易复制的里德与他的事业及理想以及他的牺牲。

那些以李普曼为偶像的中国年轻人是真的不知道当下的中国更缺乏李普曼或里德中的哪一个?还是在有意无意地在高喊理想主义口号的同时回避责任与牺牲?

如果,这个年代,理想主义已悄然沦落为供人把与朝拜的道具,那我们真的要为它默哀了。

有人
说,有理想,即使是自以为有理想,也总比没有理想好些。但在这个年代的中国,想在新闻业这个行当混下去的话--如果你还有理想的话,你必须有些选择,是艾伦·纽哈斯还是沃尔特·李普曼?或者约翰·里德,或者爱德华·默罗?这是个重要问题。

如果让我选择排序的话,我会这么选择:艾伦·纽哈斯,约翰·里德,还是沃尔特·李普曼。

当然,对于中国的喉舌们来说,更多的人其实可以不必做这个选择,一直沿着他们惯有的路径走下去就可以了。

相关:

艾伦·纽哈斯《狗娘养的自白

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

还有一部下个月要推出的电影《Good Night,And,Good Luck》爱德华·默罗的传记片。

本文有不少资料引用自互联网,特此声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某日,领导了跑不掉整整五年的老领导彭突然感叹:四十啦!跑不掉应道:啊,四十而惑,你最近正困惑呢吧。彭说:四十而不惑!

是四十而不惑么?为什么是四十而不惑?跑不掉从来没奢望到了四十岁,就能够达到不惑的境界,这世界,到了四十岁,正糊涂着呢。

然,圣人当不欺我,在圣人生存的时代,四十而不惑ngran也是成立的。

这与生命相关。一千年以前,人们的生活何其简单,即使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也不过耕读而已,书能读过万卷,已是一个夸张级别的天文数字,田,春播秋收,再加上画个画写个字,如果做了官,再运筹些阴谋战略,官们遇到的信息算多的,也不过一天几封驿报而已,就算大宋的总理级高官,虽说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需要应付的也就辽、夏、大理、吐蕃而已,生命透彻而简单。

再看今日,寿命比古人长不了几年,需要处理的信息、琐事却不知道多了几倍。专业的且不说,单说日常生活,用手机便得掌握手机得用法,用电脑便得学电脑,上网你得有网络知识,要就业,最好掌握它几国得英语,就算买个宜家得家具,也还得会拆装,古代时候,娶个老婆就行了,顶多纳几个小妾,需要应对得女人没几个,现在,恋爱一次成功得就很少,结了婚还可能离婚,还得应付女上司与女同事,还有女网友......要说关心时事,一下子面对的是一百多国--可能还有外星人,这关心左一块,又一块,生命完全被这些功利性的杂事所占有,不越来越糊涂才怪。

岂是四十而不惑,简直是四十而大惑!

人类的求知半径越大,则其面对的未知世界越宽广,则其在这个已知世界中的地位越渺小。你所面对的世界越丰富、越繁杂,则所困惑者越多、越大。

问题是,沧海茫茫,人所需者也仅一瓢而已,你知道你所需要的么?古人比今辈聪明得多,它们知道收敛探索的触角,知道哪些自己该关注,哪些不该关注。所以庄子说: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殆已;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佛众们更是极端到节制七情六欲,要在深山里,树底下,石头洞里苦苦思索一些对他们的生命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

仅仅出于未来处理问题的海量来预测,我对未来人类的处境表示悲哀,他们要思考人类自从有理性以来那些永恒的问题:比如存在以及情爱等,他们也要面对人类对自然界的日益深入的探索。可他们生命的时间肯定是有限的,此多彼少是必然的。为了适应对外部信息的海量处理,人类的进化会越来越减少对情感等人性因素的依赖,他们智力进化到很高,情感却越发淡漠、迟缓(比如,2046上的,通向未来的火车里的机器人,那样,你爱她的时候,她没有反应,等她反应过来,你已经离开)。很多科幻小说这么描述:由于未来人类的科学益发坚深,分支越发明细,仅仅基础阶段的学习可能要用上三五十年,要从事某一领域的工作,往往要全神贯注的投入一生的时间...为了要适应未来的一些基础性的生存技能,人类可能要耗费大半生的精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技术生活的努力。

当然,乐观主义者马克思对人类未来的预测不是这样的,他设想,在经历必然世界迈向自由世界之后,人类生产力极高,那时候,人类只需花小时间与精力应对生活与发展的需要,其它大部分时间可以自由处理,追求一些高层次的,比如精神享受方面的事情。

但是,我们若在迈向自由世界的路上被累死怎么办?或者说,即使达到自由世界,人类就可以克服对外部世界艰难探索的欲望?如果说,自由世界即指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之后的世界,那么人类能够征服自然与宇宙么?有这样的尽头么?存在这样的自由世界么?

但自由世界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有的哲人所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世界。

人类文明早期的智者庄子曾经奉劝大众们不要以有限的生命耗费在无限的求知之中,他给出的自由世界(逍遥)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个选择题,而非证明题,和其它哲学家一样,他指出的是人类生存的不同的路径,而不是功利的所谓的科学。可当下的人类,其主流却是竭尽全力的不断探索,向未知世界进军,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激励着一代代人类。事实上,对于一个以物欲的满足为基本宿求的世界(当下的世界),这种探索在短期来看,确实能够增加人类的总的满足感与福利--因为人的作为生物智力与体力本身尚有可开发余地,但从长远来看,人的生命及其所附着的各种力量都是有限的,而对物质的探索却无穷无尽,在蚂蚁撼大树般的对自然的远征中,人类怎能保证不被迷失?怎么保证不被其视为敌人的自然界所淘汰?

如果说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未免此一结局的话,那么个体呢?是该去完成一道选择题,还是证明题?

周末乱翻书,看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胡扯于此。




从盛大恶意收购新浪那会儿开始,和李学凌讨论杠杆并购的可能性之时,突然对恶意收购及杠杆收购及管理层收购好奇起来,之前,这些问题,也是知道的,但仅仅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而已,对于高级一些的运作,其实是不知道的。几个月,利用闲暇时间着意关注,这个周末,忽然感觉能理顺一些东西了。主要是因为查了很多KKR的资料,通过企业史的法子,终于能把一些逻辑理顺了。

需要搞清的几个问题:

什么是,什么时候适用杠杆收购?

公司的股价与MBO或LBO的关系。

管理层的态度对事件的影响。

从公众公司变到私人公司的区别。

风险。

传统的MBO是指?

中国式的带有欺骗性MBO,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式的MBO(郎咸平披露长虹真相

白衣骑士、毒丸及金降落伞等。

两本书似乎一定要看:

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The Fall of RJR Nabisco),中文有卖。很棒,不但关于LBO的问题,对于企业管理及贪婪CEO的概念,该书也使人理解大大加深,对中国目前的一些状况,身有同感,我是一口气读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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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笔:美国历史上50起顶级并购交易

KKR的故事很有点传奇色彩,其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小钱并购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与管理层合作,经过重组与打扮,捞取了令人咋舌的丰厚利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其开了MBO的先河

 RJR:世纪大收购的悲喜剧

  让KKR公司变得大名鼎鼎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世纪大收购"。1988年10月19日,由"香烟大王"RJR与"食品大王"NABISCO合并而成的雷诺-纳贝斯克公司董事长约翰逊在投资银行的支持下,以每股75美元的价格收购自己的公司,而当日公司股价是53美元。约翰逊的出价看似溢价,一些股东对此却并不满意。不久,华尔街的"收购之王"KKR公司加入雷诺-纳贝斯克公司RJR争斗战,经过6个星期的激战,最后KKR一方获胜,收购价是每股109美元,总金额250亿美元,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约翰逊也没吃大亏,他的退休金是5300万美元。

  这次收购的签约日是1989年2月9日,超过200名律师和银行家与会,大通和花旗等银团提供了145亿美元的LBO贷款,而当时联邦银行收支系统最高交割额不能超过10亿美元,所以这笔交易要分多次汇款,可想事情的发展是多么令人惊奇。而且,虽然收购价格是250亿美元,但整笔交易的费用达320亿美元,其中以垃圾证券支持杠杆收购出了名的德崇公司收费2亿多美元,美林公司1亿多美元,银团的融资费3亿多美元,而KKR本身的各项收费达10亿美元。花钱如流水的一个例子是,为了到反托拉斯委员会送审文件,就包了一架波音DC9飞机。

  除了银团贷款的145亿美元外,德崇和美林还提供50亿美元的过渡性贷款,等待发行债券来偿还。KKR本身提供了20亿美元(其中15亿美元还是股本),另外提供41亿美元作优先股、18亿美元作可转债券以及接收RJR所欠的48亿美元外债。

  RJR的收购大战类似于2000年初的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案,都以奢侈的盛宴结束了两个时代。RJR收购战结束的同年10月,美国等地出现了世界性股灾,接着是以德崇破产、垃圾证券大王米尔肯等人被捕为标志的1980年代美国LBO大收购狂潮的崩溃。

  KKR尽管逃过一劫,可由于它在这次世纪大收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使它声誉大损。尤其是当年两位《华尔街日报》记者所写的畅销书《门口的野蛮人》,让公众对KKR的印象多是负面的。

  10多年过去了,我们透过喧哗和骚动的迷雾,会发现KKR的许多做法早已成为今日企业收购的主流,有些收购案例已成为经典,甚至被中国的MBO实践所借鉴。而RJR只不过是KKR众多案子中的一例罢了,而且并不典型。

  KKR的由来

  乍一看,KKR像是三K党,有点神秘莫测。其实,KKR是Kohlberg,Kravis 和Roberts三个人的缩写。科尔伯特(Kohlberg)在三人中最为年长,他早在上世纪60年代便开始从事收购交易。当时,已有了包括现代杠杆收购(LBO)的一些特征的"鞋带收购"(Bootstraps)技术,它主要涉及二战后资产从几十万美元到几百万美元的英美小企业。投资者收购目标公司股权通常把它们转变为私人公司,在交易中尽可能少地投入买方自己的钱,所以最好是寻找有高现金流特征的公司。所谓"鞋带收购",就是要像"鞋带"那样把公司从债务中拉出来,使其更富有效率。而科尔伯特的创举是将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也拉入"鞋带收购",成为金融收购者的合伙人。

  科尔伯特的第一笔杠杆收购业务发生在1965年夏天,他很幸运地遇见了牙科产品制造厂老板斯特恩,已是72岁的斯特恩由于子女对家族事业不感兴趣,便想把公司股权变现,但又担心买主把公司给毁了。科尔伯特经过一番思考后,提出将公司作价950万美元卖给斯特恩和一小群外部投资者,后者只投入了150万美元,剩余部分全是借款。8个月后,公司公开募股,原始股仅2.5美元,IPO价已是11.75美元。经过持有股份的新公司管理层的努力,4年后,公司以8倍于原始成本的价格出售。

  科尔伯特照此模式又进行了多笔小规模的杠杆收购。1969年,科尔伯特雇佣了年轻的罗伯茨(Roberts),第二年罗伯茨又把仅比他小一岁的克拉维斯(Kravis)拉了进来,于是,这个杠杆收购"三人帮"成立。

  "三人帮"的行为在他们所在的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特恩斯(Bear Stearns)中并不吃香,按科尔伯特的说法,贝尔公司奉行的主流交易模式是"长期投资便是隔夜投资"。而"三人帮"的经营模式是,收购公司,让经理们与他们一起投资,让他们发挥治理公司的作用,在5-7年的时间里是投资者,最后,他们卖掉股份,实现资本增值。

  1976年,科尔伯特、罗伯茨和克拉维斯三人离开了贝尔公司,建立了KKR公司。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他们形成了一些KKR式收购的原则: 第一,目标公司必须有好的现金流特征,即现金流必须稳定,至少是可以预测的;第二,目标公司必须有3-5年的时间里大幅度降低债务水平从而提高股权价值的显而易见的潜力;第三,目标公司有一位好的CEO或者至少有这样一位人选;第四,收购建议必须被目标公司的董事会接受(没有硬性"袭击"),必须说服经理们入股。

  虽然杠杆收购没有固定的融资模式,KKR还是形成了一个基本框架,用大约10%-20%的股权资金和80%-90%的债务资金收购公司。股权资产主要来自于KKR筹措的基金,KKR对每个项目进行1%的股权投资,却要拿走20%的利润。在债务资本中,优先级银行债务的偿还期限必须较短(5年),而次级债务一般期限较长。典型的KKR收购方案要求公司在5-7年里偿还收购时发生的债务。

  在KKR的前三年交易记录中,共有六次收购,1977年三笔,1978年没生意,1979年又是三笔。KKR喜欢把这些交易安排称为"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 Outs,缩写为MBO),而不是在70年代后期出现的"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 Outs,缩写为LBO),因为KKR十分在意目标公司的管理团队的作用。例如1977年4月收购的A.J.Industries是一家摇摇欲坠的联合型大企业,但它有一个关键的核心业务,更具备一位执著的首席执行官Raymond O'Keefe。O'Keefe抓住了KKR赋予他的自主权,拼命工作,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重整了公司,赚下了足够多的资金偿还债务。KKR的第三笔业务是收购USNR,1977年,经营煤矿石的USNR处于行业周期性的底部,股票跌到面值以下,公司董事会决定把它卖出去,引来大批买主,KKR以每股8.25美元的价格中标,远高于公司股票交易价5.6美元。在拥有20%股权的公司管理层的努力下,USNR业务蒸蒸日上,7年后,公司为KKR合伙人原始股权投资创造的回报以复利计算达到40%的年收益率。

  KKR经常说要给一个新公司5-7年的观察时间,而他们自己的成功也是大约用了6年。1980年KKR做了一笔小生意后,1981年终于完成了六笔生意,这引来媒体对这家小公司的大量报道,在同一年中,美国也出现了近100起的杠杆交易。1982年美国经济严重衰退,但杠杆收购交易量上升到164起,而这一年的大新闻是美国前财政部长西蒙的企业用八千万美元收购了一家公司,但西蒙只出了一百万美元资金。16个月后,这家公司上市,西蒙的投资增值到七千万美元。1983年,美国又完成了230起收购,总融资达45亿美元,从那时开始直至第一次大收购浪潮于1990年结束,年平均杠杆收购数量为300多起。

  1983年,KKR声称给他们的投资者每年赢得62.7%的利润。KKR更是名利双收,他们的20%的股本当然发了大财,被人视作华尔街杠杆购并领袖。

  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可能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在这时,KKR的三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应该说,开始的时候,科尔伯特是克拉维斯和罗伯茨的导师,类似于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关系。在贝尔公司时,科尔伯特也经常庇护罗伯茨尤其是个性激进的克拉维斯。但到了KKR时代,羽翼丰满的克拉维斯与科尔伯特先是在个性上发生了冲突,科尔伯特与格雷厄姆极为相似,都老派而朴素,而克拉维斯喜欢豪华的宴会和社交,离了婚的他开始与后来的妻子、漂亮时尚的女设计师卡罗琳·罗姆接触,成为社会新闻的焦点。从照片上看,身高只有5英尺6英寸的克拉维斯的个子比妻子矮了三英寸,确实不那么般配,最终两人还是离了婚。

  1984年春夏,科尔伯特动了脑瘤手术,不得不离开公司一段日子。KKR在克拉维斯和罗伯茨的带领下,业务照样突飞猛进。科尔伯特回来后,罗伯茨站在了克拉维斯一边,双方的冲突已不是性格和生活方式的摩擦,而涉及到金钱和权力。公司刚建立时,科尔伯特分得利润的40%,另外两人各得30%,出了大力的表兄弟俩觉得这不公平。另外,公司的纲领原本规定三人中间实现多数裁定原则,科尔伯特现在要求全体一致裁定,让他对公司的主要决策拥有否决权。

  结果是科尔伯特出局,与他的儿子詹姆斯等人成立了科尔伯特公司,集中于中小型和非常友好的企业购并交易。科尔伯特不赞成克拉维斯将原有的KKR善意购并原则改变成可以敌意购并。从今天来看,科尔伯特是有点保守,但在当时,科尔伯特自有他的先见之明,因为KKR很快受到美国全社会的谴责,在整个80年代变得"臭名昭著"。

  这儿再补充一句,科尔伯特在1984年夏天把儿子带入KKR公司,也是罗伯茨和克拉维斯不满他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KKR不应成为半家族公司。

  不管怎么说,科尔伯特的离开并没有让KKR在业务能力上有多少损失,克拉维斯和罗伯茨倒是配合默契,两人性格一动一静,克拉维斯喜欢社交,成为公司的代言人,而罗伯茨更像个隐士,喜欢家居生活。在思维方式上,罗伯茨更富有分析力,克拉维斯相信直觉。在生意上,罗伯茨擅长于设计复杂的金融结构,克拉维斯更多地跟经理们和金融机构一起工作。

  最有意思的是,两个人的办公室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加利福尼亚,一般这种不容易沟通的双总部非常容易导致公司文化的不和谐乃至分裂,但两人却相互尊重和妥协,总能把矛盾化为无形。

  几近完美的劲霸电池收购

  与成绩平平的RJR世纪大收购相比,仅比它早发生半年的劲霸电池(Duracell)收购却是KKR最成功的案子。

  在收购前,劲霸电池的业务和管理层都非常不错,但它仅是食品加工巨头克拉福特的一个事业部,而且规模太小,与总公司业务风马牛不相及。

  当39岁的劲霸CEO鲍伯·坎德得知克拉福特要将公司卖给柯达和吉列等战略性买主,他匆忙飞往纽约,向KKR等金融性买家咨询MBO的可能性。

  经过众多买家5个月的角逐, KKR1988年5月得到了劲霸电池。当时的分析普遍认为劲霸总值超不过12亿美元,但KKR出价18亿美元,至少高出竞争对手5亿美元,震惊了业界。KKR的方案也十分有利于劲霸的管理层,公司的35位经理共投入630万美元购买股份(其中鲍伯·坎德投入100万美元),而KKR给每一股分配5份股票期权,这让他们拥有公司9.85%的股权。这大大出乎管理层的意料。

  劲霸的管理层没有辜负KKR的期望,买断后的第一年现金流就提高了50%,以后每年以17%的速度增长。如此高速增长的现金流当然是好事,因为它便于偿还债务,但KKR并没有阻拦经理们扩张企业的冲劲。KKR把CEO坎德的资本投资权限从收购前的25万美元提高到500万美元的水平,同时把管理下级经理报酬的权力完全交给了他。

  1991年5月,劲霸的3450万股票公开上市,IPO价格是15美元,KKR销售了它投在公司的3.5亿美元资本金的股票。1993年和1995年,劲霸又进行了二次配售股票,加上两年分红,KKR在1996的投资收益达13亿美元,并将收购劲霸时借贷的6亿美元债务偿清。

  1996年9月,KKR把劲霸卖给了吉列公司,每一股劲霸股票可得到1.8股吉列股票,总价值相当于72亿美元。交易结束时,KKR仍拥有劲霸34%的股权。

  期间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吉列的董事巴菲特不同意支付KKR的谈判交易费2000万美元,只愿出价800万美元,因为KKR只需向两家投行支付费用。KKR则威胁道,如果得不到2000万美元,交易就作罢。最终其如愿以偿。

  1998年2月,KKR公司将2000万股票以10亿美元价格出售,到2000年9月,KKR仍拥有价值15亿美元的5100万股吉列股票。到此时为止,KKR及周围的投资商得到了23亿美元现金和15亿美元股票。

  劲霸的管理层也赚了大钱,到1996年劲霸再出售时,当年的35名经理的持股价值翻了11倍。劲霸的坎德早在1994年底就自动退休了,靠着丰厚的回报,到酿酒业去进行第二次创业了。

  《大手笔》的作者麦克尔·克雷格精选了美国历史上50起顶级并购的交易,其中至少有六起与KKR公司有关。

  KKR收购西夫纬连锁超市也是影响力巨大的案子,所谓"影响力巨大"缘自它在1990年5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上被曝光,记者苏珊·法璐迪生动地揭露了西夫纬被收购四年后员工们所遭受的苦难,因此获得普利策奖。此案也成为讨论效率和公平孰先孰后的商学院案例。

  这让KKR和西夫纬管理层大触霉头,他们刚刚对公司的10%股份进行了成功的IPO,收入是原始股投资价值的4.5倍,如果我们考虑这是一起价值41亿美元,杠杆比率高达94%的交易,利润确实十分惊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食品连锁店成为大企业兼并的受宠对象,原因是收购者从连锁店高额的人力资本和经常资本的投入中看到大幅削减成本的机会,而连锁店又很容易被分割出售。

  西夫纬就是一个理想的猎物,它拥有遍及美国本土29个州以及欧洲、中美洲和中东等地的2300多家连锁店。1986年,由哈福特家族控制的达特集团购买了1.45亿美元的西夫纬股票,提出以每股64美元购买公司的6110万股股票,而西夫纬深知哈福特家族并非善辈,赶紧请KKR作"白武士"救助。1986年7月下旬,KKR以每股69美元的价格买下整个公司,交易额达41亿美元。其中,KKR的管理人员只筹集了150万美元,却按他们与投资者达成的惯例,拥有了被杠杆收购公司20%的股权。

  西夫纬在1990年重新上市,但KKR公司并没有出售其股票。只是在此之前,通过销售不属于西夫纬连锁店的资产以及在欧洲的业务部门共得到了24亿美元,超过估价的40%。

  KKR的耐心在90年代后期得到了回报。他们在1996年至1999年二级市场销售中,出售了50亿美元的西夫纬股票,但仍然持有20亿美元的股票(截止到2000年8月,西夫纬总资产超过了240亿美元)。

  这起经济意义上的"成功"交易却让KKR在声誉上遇到了重大损失,他们从此保持低调。但在1998年,两位哈佛大学博士写了一本《新金融资本家》(2000年12月上海财大出版社有简体本),为KKR在西夫纬的行为辩解。例如,西夫纬的工资水平从1980年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13%上升至1985年高于行业平均水平33%多。"在一个利润率只有1%左右、劳动力成本一般为非商品经营费用的三分之二的行业中,这是个十分糟糕的信号"。唯其如此,员工的待遇遭"宰割"不可避免。

  赚得很舒服的美国保险公司收购

  KKR特别顺利的案子并不多,1992年的美国再保险公司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例,这也是KKR在90年代的第一笔交易。当时,美国再保险市场很不景气,安泰公司担心其将近25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到1992年会增加到35亿美元,急于和KKR做一笔现金交易。结果,KKR捞了一个大便宜,他们以14亿美元从安泰手中收购了美国再保险公司,只支付了公司1991年收入的10倍金额。14亿美元中,除了KKR筹资3亿美元资本外,其余通过银行贷款和垃圾债券组合完成交易。

  可能是安泰公司太急于脱身了,他们还同意为美国再保险公司的可能损失担保,除了已有的21亿美元保险损失理赔准备金外,安泰还可以再增加80%。几个月后,安泰果然又不得不多给KKR10亿美元。

  在1992年11月,也就是该笔交易仅仅完成的两个月后,KKR将美国再保险上市。也就在这时,美国刚遭受了"安德烈"飓风袭击,再保险市场否极泰来,IPO价格从28美元上涨到31美元(KKR的原始股价才9美元),并很快升至37美元。

  1996年8月,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以33亿美元收购未出售的美国再保险股票,KKR及其合伙人得到近20亿美元,不到四年获得了7倍的投资收益。

  这次KKR被人占了便宜

  KKR也有被别人占便宜的时候。

  贝亚特里斯是一家著名的大型食品联合企业,但其CEO詹姆士·达特却倒行逆施,让公司的股票在80年代初的牛市中一直不景气。1985年8月,达特忽然被董事会解职。这时,KKR插手进来,同意为贝亚特里斯每股支付40美元现金和10美元的KKR股票,或者直接出资62亿美元收购,并负担其原有的20亿美元债务。

  尽管贝亚特里斯的资产结构相当复杂,KKR在2个月内就将其清理成:第一,从投资商那里筹集4亿美元作为资本金;第二,发行8亿美元的特别优先股;第三,3.2亿美元的银行债务;第四,25亿美元的垃圾债券;第五,10亿美元的不需重新融资的债务。

  由于交易中只有5%的现金资本,银行要求贝亚特里斯在前18个月内卖掉15亿美元的资本,这样引发了长达4年的一连串的资产销售,直到1990年贝亚特里斯被完全清理,公司的资产按照11家大中型企业被出售,其中5家是通过MBO方式出售的。

  收购贝亚特里斯是KKR将小型企业并购中发展的一套手段用于大型企业交易,也是公司当时最大的一笔交易。其中风险多多,而且KKR与公司CEO凯利基本上处于不和状态,这是KKR极不愿面对的事实。但经过4年的折腾,KKR仍能将4亿美元的资本转变为22亿美元,也算很成功了。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案中案,并被麦克尔·克雷格收入"美国历史上50起顶级并购交易"。

  凯利成为贝亚特里斯CEO不到一个月,就不顾KKR行动迟缓一点以等待更高的价格的建议,以2.5亿美元的价格把艾维斯公司(Avis)出售给威斯利公司(Wesray)。

  威斯利让艾维斯一些高管参与交易,筹得1000万美元的资本金,其余资金由自己承担。接下来的14个月中,威斯利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改善艾维斯的资金结构,然后将剩余资本作为员工持股来出售,盈利达到了7.4亿美元的短期投资历史最好纪录。

  没有被收购公司的高管配合,没有认真开发资产价值的耐心,KKR也变得不精明了。

  KKR也下臭棋

  尽管KKR被公认为当代美国大宗购并交易的头牌,但也并非全赚大钱,收购的公司甚至还有在破产法庭上终结的,1992年以3亿美元重组旗星公司就是一例。

  这次KKR没有按照自己以往成功的模式--收购开销巨大的公司,卖出值钱的资产,以便能够使自己偿还交易产生的债务,而是找了家需要巨额资本投入的旗星公司。

  旗星公司的核心资产是邓尼连锁餐厅,尽管它很有名,但并不是特别赚钱的企业。公司的其他餐厅也不是饮食业中的龙头企业。关键问题是,这些餐厅已逐渐破旧,需要改造和重新装修,KKR无法售出这些"鸡肋"资产。1994年1月,旗星公司宣布亏损17亿美元,另外还有债务24亿美元。1997年末,旗星公司提出破产申请,KKR丧失了3亿美元的投资。

(转载:作者,陈溪 张志雄
KKR、杠杆收购与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