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会主席经济独立方面，北京做得比较好，今年八月份，48岁的工会劳动协管员刘振平就被直选为石景山苹果园街道非公企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这是北京市首次进行小企业工会主席直选，新当选的刘振平将接受所有工会会员监督，工会会员也有权力直接罢免他。而刘的工资则由政府财政统一支付。我以为，更理想的情况是，工会管理者的工资连政府财政都不要碰，而是靠工会会费支付，由劳工养活，才能尽心为劳工办事，体现劳工的力量。
执政党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经济建设相比，我们的社会建设还相对滞后，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安全生产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而在改善这些与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方面，绝对离不开工会的努力与支持。单位不给带薪休假怎么办？物价在跑，工资在爬怎么办？都别忘了找工会。

 11月24日，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2007光大高端经济论坛”上谈到高校收费问题，称提高大学学费对穷学生有利：“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
张教授以北大为例阐述他的逻辑：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一年的学费4000元，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是穷人在补贴富人。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0000元，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张教授的理论听起来大有道理，但作为常年奔波在中国经济生活一线的学者，也应该知道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巨大距离。先说最无关紧要的一些细节问题（心急的读者本段落及下段可跳过不看），比如这富人与穷人间界限的确切划分，连专门的研究机构都搞不清楚，遑论在大学收费这一具体细节上应用执行？高学费是学校收，奖学金是国家发，谁能保证在这一循环中该收的钱都收了，该发的钱却不会变成豪华校园或者大楼？到头来，免不了落得个学费涨上来了，奖学金却发不下去，或发不允。再者，中国社会从来不是非贫即富，目前正在迅速壮大的是中间阶层人群，这部分人虽有稳定收入，但也是焦虑感，危机感最强的人群，正所谓中间的收入，下层的心态。学费涨上去，他们的子女肯定要跟着缴，奖学金发下来，其却未必能雨露均沾，最终变成利益受损的无辜一群。以至影响社会和谐。

当然还有法律问题，张教授认为北大本科生一年4000元的学费不合理（4000元这一数字肯定被低说了，北大学费至少5000），但实际上却是法律所规定，按2005年《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在现阶段，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２５％。具体比例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分步调整到位。”要涨学费，得先要修改法律。

为了继续讨论，我们后退一步，暂时无视上述细节问题。
按张教授给出的算法，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有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所以学生应该通过涨学费的方式把这16000元的账给平了，问题是，这关键的16000元教育成本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由谁说了算。按教育部的说法，目前对学费有两种核收方法，一种是按实际成本，一种是按日常运行成本。考虑到中国国情和成本计算的复杂性，选取了后一种办法。这里面乾坤就大了。因为以中国高校目前“学校办社会”的大包大揽以及普遍低效率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再加上长年累月的大兴土木大肆扩张，其成本核算本身就是一本糊涂账，教育部承认的中国高校负债2000多亿元，难道都是花在学生身上。如果张教授一定要用学费把教育成本给平了，请先公布一个真实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甚至经过公众听证的教育成本，再谈分摊成本的问题。否则，你凭借着数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纳税人倾力打造的近乎垄断的中国最优秀的教育资源与品牌，成本说多少就是多少，想涨多少就涨多少，学生和家长哪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OK，再后退一步，姑且假设学校的成本已经得到真实的核算。
我跟张维迎教授在高校收费方面至少有两点共同的，第一，我们都认为目前的收费不合理（当然他认为偏低，我认为偏高）；第二，我们都认为高校学校应该施行大面积奖学金补贴。甚至从经济学角度讲，我也赞成用真实的学费把真实教育成本的帐给平了。但问题是，大学应该先涨学费呢，还是先补贴奖学金？
张教授“学费转移支付”的理论倘若建立在目前高校收费合理适中的基础上，无非是总额不变，由富人向穷人转移支付而已。但是，目前的高校学费适中吗？君不见，大学学费过高，早已成为中国民心所指，按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算出的结论，以２００４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年平均纯收入水平，供养一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４．２年纯收入，农民需要１３．６年纯收入。再涨钱，贫寒子弟可能连学校的门都进不了，怎么有机会领取助学金？
学费上涨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还是穷人家孩子“多出的钱”早出过几轮，但按张教授的理论，学校该转移支付的大面积奖学金又在哪里？如果要实行“学费转移支付”可以，先把上一轮该转移给穷人的钱付了，而不是继续提高学费，再圈一轮钱，再付。这之间虽然只是次序问题，但问题却极大，套用《天龙八部》里扫地老僧对鸠摩智的话说是“张教授，你错了，全然错了，次序颠倒，大错已在旦夕之间。”（呵呵，开玩笑，张教授且勿在意）

从这一点上讲，张教授的理论与小布什总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上的立场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认为节能减排地球人都有责任，但经常忘了美国与中国在起点上本身就不平等，你污染完了，发达了，我还没发达呢，你还想让我跟你一起大搞减排；前者则完全无视这几年高校产业化已经给平民子弟求学造成的巨大压力，前一个坑还没填平，该补贴的奖学的还没到位，就想让穷学生、富学生一起涨学费为下一轮补贴筹钱，那如果这一轮补贴因为前面提到或未提到的种种原因继续落实不了呢，是不再来一轮学费上涨？这奖学金可不变成在驴子面前吊着的萝卜，催你继续掏腰包，却永远吃不上。

最后需指出的是，仅仅就张教授个人的高校改革观点来说，本无需公众过多关注与“议非”，但是目前，把助学金当萝卜甚至涨学费借口的观点相当流行，是为一“博”。

方舟子先生在谈到最近大众关注比较多的华南虎问题时说，印度著名的孟加拉虎保护区干哈国家公园猎物丰富，一只虎所需的领域最小，但是一只雌虎也要占去大约10平方公里的地盘才能生存，一只雄虎则要占去30平方公里的地盘。野生东北雌虎可能需要400平方公里，一只雄虎可能需要1000平方公里。一只华南虎就算与印支虎相当，那么镇坪政府所划定的保护区范围也不过只能供两头华南虎生存。方舟子的意思是在镇坪的地盘上，不存在能养活华南虎种群的客观条件。那么，在我们周围，多少居民能养活一个海洋公园呢？恐不是不能计算出来。
对于商业经济，政府本不必干预太多，但在必要时刻，政府宏观调控之手该用力还得用力，高尔夫球场都限批了，同样占地耗费资源的海洋公园当然也可以严格审批一下，这不仅仅是为了节能减排或者保护用地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也是对投资商的保护，他投资几十亿的项目亏了本，就算没用当地的贷款，受损的也是双方利益。

最后要格外指出的一点，还是商人无利不起早，连咱这外行人都能分析出个问题一二三四，人家砸下几十亿真金白银的投资商难道都是傻子？非也非也，按中国的逻辑讲，如果哪个私人资本明知道亏本风险极大还要干一件事，那多半是另有猫腻，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看有投资商，人家称投资极地海洋公园叫“拿地”，除了海物之外，“还做了50个单位的独幢别墅，是按企业会所而设计功能需求的，每幢800平方米左右”...... 

农村孩子华明患有Ｉ型糖尿病，为怕受不公平对待，在高考中他隐瞒了“疾病史”。在进入大学以后，除了定期注射胰岛素之外，他表现得比同学们一点都不差，军训一天都没落下，也没缺过课。但最后还是收到了学校的一张“学生处理告知书”，被告知“按照学校处理意见取消入学资格”。告知书称“在2007级新生入学体检复查中，因患有Ｉ型糖尿病，不符合医学专业入学体检要求”。学校的处理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其中提到患有“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者，“学校可以不予录取”，而糖尿病正属于其中的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
笔者专门查阅了作为处理华明依据的教育部文件，涉及高考体检的大概有三个，一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其中在列举“不能录取”的疾病中，第6条有规定确实提到糖尿病：各种恶性肿瘤。各种结缔组织疾病（胶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糖尿病、尿崩症、肢端肥大症等）。血液病（单纯缺铁性贫血除外）。2003年，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认为“原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中实行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又重新制定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代替原《标准》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中实行，其中在列举了“可以不予录取”的疾病，第3条是：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随《意见》下发的另一份文件为《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里面又提到“进一步放宽对患疾病或生理缺陷者的录取要求。除患有传染性疾病、精神性疾病、血液病、心脏病、高血压等无法完成学业的疾病及学习不能自理的考生，高等学校可以不予录取外，对患有其他疾病的考生，只要不影响专业学习和其他学生，录取时一般应不受限制。”  “高等学校应对入学新生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复查，对复查后不能进行正常学习的，按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标准》中对相关患病考生是“不能录取”，而在《指导意见》中则变成了“可以不录取”，相应地，《标准》也变成了《指导意见》，再加上之后的《通知》的相关内容。这些都表明华明当初是有权利被高校录取的，而高校也有余地选择不取消华明的入学资格，但它偏偏做出相反的举动，对一个体弱志坚，能够坚持完成学业，不对其他任何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学子；对一个不幸患病，每天要扎4针胰岛素，每月要自付数百元药费的孩子，展现出冷酷的、不人性的一面。
鉴于高校拥有的处置学生的权力，我们目前能做的，也仅仅是指责该高校冷酷、毫无恻隐之心、不人性、没有大学精神而已，在保障华明继续受教育权方面，除了对该高校晓以大义，指望其收回成命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而我们之后要做的，则是寄望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进一步修改乃至废除。

仔细阅读《指导意见》，我们会发现，虽然《指导意见》比《标准》要更体现社会的进步，但仍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有功利主义倾向，目的是给考生以限制，而不是保障考生的受教育权。比如，在《指导意见》中有，“嗅觉迟钝、口吃、步态异常、驼背,面部疤痕、血管瘤、黑色素恶、白癜风的,不宜就读教育学类、公安学类各专业以及外交学法学、新闻学、音乐表演、表演各专业”
；“斜视、嗅觉迟钝、口吃不宜就读医学类专业。”等规定，尽管把以前的“不能录取到”改为“不宜就读”，但还是在实质上给予高校拒绝某类人群受某项教育的权利，其潜在的理由是就业，他不适合当记者，所以就不适宜就读医学类专业。但人类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就业？毫无疑问，人要生存和发展，就要掌握技能。但不要忘了，学习的目的还包括道德、志趣和意向的发展。我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名记者，但大学不应该拒绝我学习新闻的权利。中国古语亦有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古代，就要死的人都有权利获得“道”，并受到高度赞美，难道在高度文明的现代，在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使命的大学里，还设定某种规则，拒绝一些患病者接受教育？

受教育权是人的普遍权利，在不影响他人健康，并且自己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前提下，不管老弱病残都应该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都不应该被某种明的暗的规则所羁绊。在一个现代和谐社会里，受教育是一种权力，而非投资，投资讲究的是回报，若以投资论，则应该把教育资源倾斜向健康人，以求得最大回报；但权利则讲究的是公平，要求每个公民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权。在当代中国，由于教育资源的有限，我们可能会保障那些更合适的人接受某种教育，比如面容美丽或者英俊的青年更有被录取到表演系的优先权。但是，这都是在考试或者面试的统一规则下进行。我们希望，在高考体检方面，由国家统一提供的考试之外的参考意见大可不必格外详细，国家只需制定出基本原则（比如有学习能力，不影响他人受教育权等），细节则由高校具体把握。这样一来，往好的方面说，多数高校可以主动发扬其人性关怀精神，帮助弱者；往坏的方面说，则使个别学校无法为其所作所为推卸责任。而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重点可转向保护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监督高校是否违规和滥用权力。

一年之间，从邱兴华案被万人吁请而不得司法鉴定，到黄文义被警方主动送往面医，显示出了历史脚步在中国的悄然前行。人命越来越受到重视，“少杀、慎杀”原则渐入人心。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都在我国刑法已有规定，但是黄文义的死缓判决还是引起不少网友的反对，这是因为，在一些司法机关包括人们的观念中，还存在着“杀人偿命”、“从重从快”这样的简单思维，精神病犯罪嫌疑人无罪、免罪的理由经常被否定。网上曾经热传的一篇《为何疯狗可杀，疯人不能杀？》的帖子里即综合论述了这种思维。
只要合法，精神病犯人的权益也要维护，这是因为，精神病犯人，说白了，他们实际上都是病人，他们是生病了，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而生病是人类所要共同面对的生命现象，保护病人的权益，实际上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的普遍权利，艾滋病是病，精神病也是病。那些把精神病犯罪嫌疑人一杀了之的想是法制文明的倒退，最终为此埋单的是整个社会。

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了对精神病犯罪嫌疑人进行精神司法鉴定的意识，但是，我国的很多司法机构关于此方面的建设并不健全，很多精神病犯人还待在监狱里，而得不到隔离治疗或者关押。看黄文义新闻，行凶时的壮汉，在宣判时已瘦小孱弱几近一半，以至不得不被法警搀扶听审，可以想见狱中条件未臻完善。相应地，被无罪开释的精神病人能否得到强制隔离和强制治疗以免其继续危害社会，也应受到重视。

当然，鉴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精神病的司法鉴定程序，必须要专业权威而且严格。我们既要杜绝无视犯人病情以至造成错判、错杀的情况，也要防止某些犯罪分子利用精神病司法鉴定逃脱制裁的企图，客观说，在当今中国，这种行为所带来的民怨及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甚至远远高于）真的精神病人游走社会而给平民造成的伤害。

附：今日社会关于精神病人与司法的四个新闻焦点。

1、疑似精神病罪嫌得不到司法鉴定，代表南方周末——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2、精神病杀人犯该杀不可留，代表见诸众多网民评论，为什么疯狗可杀，疯人不可杀？_3、平民被以精神病理由非法收治甚至羁押迫害，代表精神病院非法收治4、犯罪嫌疑人以精神病理由逃脱制裁，《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书》被卖卖。

央行在全国范围内开通了小额支付系统跨行通存通兑业务。据介绍，市民只要持身份证到相关行办理存折跨行通存通兑，就可以到任何一家开通相关业务的银行网点进行存、取款及转账、信息查询等业务。也就是说，实现通存通兑之后，手中持有A银行存折的市民，完全可到B银行办理存、取款，而不必再像以往那样，将现金在不同银行间“搬来搬去”。
通存通兑本来是个方便群众的新业务，但在互联网上却反对声一片---还是收费闹得。在新浪就通存通兑业务做的民意调查显示，64991个投票中，有70.41%的投票者认为银行不应该收取个人跨银行通存通兑手续费，高达94.83%的投票者认为手续费过高。那到底手续费高不高呢，通览几大国有银行的收费标准，大概是按每笔金额的1％收取，最低10元，最高200元，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懒得跑路，在我家附近的工行网点向建行还5000元房贷的话，工行每月要向我收取手续费50元，每年是600元。这么高的收费，我宁肯打车去建行还房贷，来回才20元而已。一个另类的算法是：按照目前的收费模式，在最低收费10元的银行，储户10000元通存通兑329次，即可变为0元。
就通存通兑业务本身来说，是有一些成本，因为当中涉及到大、小银行间利益分配问题。大银行网点多，小银行网点少，在通存通兑业务中，小银行网点实际上是沾了大银行的便宜，大银行网点为小银行做了服务，按这种逻辑，支付费用的应该是享受服务的小银行，而不是储户。即使这笔费用最后定下由储户缴纳，其数值也应该是建立在成本核算之上，而不应简单地“由受理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自行确定”。根据央行说法，通存通兑是建立在小额支付系统之上，而该系统对银行间资金汇兑、通存通兑等业务，基准价格为0.5元/笔，如涉及两家异地银行间业务，跨行通存通兑成本在0.75元/笔，这个成本与目前各大商业银行的收费标准相差甚远。
通存通兑说到底是为了方便消费者，比如解决银行排长队的问题，但定下如此高的收费标准，明摆着是要把多数消费者拒之门外。从全过来看，山东省作为全国试点省份开通通存通兑业务已经一年。然而该“便民”政策却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大中城市遭遇“寒流”，多家银行该业务量几乎为零。如果各大银行的收费标准不做降低，北京的此项业务也很难红火，做到真正便民。

事实上，关于此次通存通兑业务手续费支付方式，除了储户付费之外，还有国家财政补贴和被代理银行付费两种解决方案，采用这两种方式，从直接经济利益来说对几大商业银行并无损失，且因为储户不用付费，还会使各大银行通存通兑业务巨增。但为什么采用的偏偏是对储户最不利的高收费方案？

鉴于几大商业银行的巨额利润，我们不相信它们会看上手续费这点小钱，更贴近的理解是，它们不喜欢通存通兑这项业务，但迫于社会压力，又不得不开展，于是，为了维护自身接近垄断的市场地位，在打开通存通兑这扇门的同时，又用高额手续费筑起了一道墙。